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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竟成不幸的谶言了。
六君子中，在狱中题诗的有三人，一为谭嗣同的七绝，万口传诵，但末两句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两昆仑，后人解释不了，有以为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有以为指诗人自己与大刀王五。我以为实统喻自身：昆仑为著名高山，又产美玉，美王晶莹皓洁；去留指生死，意为无论活着或死去，自问都如美玉那样光明磊落，可以上配昆仑。戊戌六君子被杀二十年后，张元济曾辑成《戊戌六君子遗集》。张氏本人也参加过新政，后被革去刑部主事职。至八十五岁，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作，末首云：“无官赢得一身轻，犹望孤儿作范滂。老去范滂今尚在，不闻阿母作儿声。”
二为杨深秀的七律，首尾两联为“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及“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三为林旭的《狱中绝句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首句的青蒲原指宫室中铺席之地，后来借喻近臣忧心皇帝的急难。三四两句，出《后汉书·袁绍传》：绍字本初，为废立汉献帝事和董卓争吵，曾愤然对董卓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言下之意，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健者。这里以袁绍影射袁世凯，意为世凯本是奸雄，不该向他劝说。千里草本指董卓，这里影射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亦受荣禄节制。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记小站袁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军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这也是谭嗣同要想依仗世凯的原因之一。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第五十回，说戴胜佛（谭嗣同字复生）是“两眼误奸雄”，并写林敦古（林旭字暾谷）的话道：“我是不赞成方安堂（指袁世凯，世凯字慰亭）的，他的眼珠儿太流动，说话时没有一点儿恳挚的神气，恐怕不能与他共谋大事。我看那个董回子（董福祥是回族，所以带的是甘军）很有点草莽英雄的精神（福祥起先在甘肃啸聚起事），这种人答应了一句话，不会反复的。”当是依据林诗而铺陈，实则福祥也是荣禄的人。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也说：“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林旭是六君子林旭旧照。中最年轻一个，死难时仅二十四岁，比嗣同小十岁，德宗两颁密诏，皆由他传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中讥其“少年浮躁”，但在阻止谭嗣同寄托袁世凯一事上，倒比嗣同有识力。
第七部分六君子之死 下
谭嗣同等被捕后，先被拘留于提督衙门，后即移交刑部大牢收监。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政变时有一老狱卒刘一鸣，曾看守谭嗣同等人，回忆当时情状云：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康有为）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在刑部（按：曾任刑部主事），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角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惟此四人，一笑，一哭，一骂，殊相映成趣。
实则当时即使审问，也只是形式，最后还是要从西角门牵出去。刘光第旧照。对政治犯，原非以正常的司法程序所能理喻，所以，也并非真的“昏愦乃尔”。
六君子中，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也不一致，谭嗣同是最坚决激进的，杨锐虽列名四卿，态度就犹豫摇摆，保国会开会日，他“偏独当众假寐”。见李宣龚致丁文江书，载于《梁任公先生年谱》。在保守型的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七中，有云：“幼笏晨来，坐未定，即言叔乔（杨锐字），相与挥涕。又言：刘光第亦愿者，林旭少年浮躁，谭嗣同则凶忽狡悍，死当其辜。萧蕙同焚，可为浩叹。”又说“以叔乔之学行，叛逆之谋，可信其必不与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引庆亲王奕劻的话，也极言“杨刘冤惨，思之心痛”，正可从反面说明杨锐对维新的态度原不积极。
然而谭嗣同也使人有有勇无谋的遗憾。以新旧两党实力而论，自极为悬殊，嗣同却急于求成，不讲究主客观条件，不辨别对象，企图通过冒险的盲冲的围劫手段，掷孤注于袁世凯身上，岂非与虎谋皮？反言之，袁世凯这样的“健者”，他怎么会将孤注掷在毫无实力的新党上面？他本来不是新党，也并不是忠心于后党，只是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上衡量。再说即使变法成功，荣华富贵也挨不到他，他怎会支持新党？黄遵宪《感事》之七也说：“师未多鱼遂漏言，如何此事竟推袁？”
六君子之被害，在八月十三日，距谭嗣同法华寺之“说袁”才十天谭嗣同墓地有一联云：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重山奔赴若波涛。亦可诵。，而大局已落得这个地步。关于六君子被杀戮的场面，《续孽海花》第五十二回即专写其事，其中写刑部司员汪时庵的话道：“朝廷如此对待士大夫，将来恐怕没有好结果吧。”仲玉道：“一点儿不错，现在人心思乱，将来恐怕要去寻找这种人也找不到呢。”辛酉政变，已经杀了三个宗室，戊戌政变，被杀的是中青年的士人，数目也多至六个。
《续孽海花》作者燕谷老人张鸿，曾任内阁中书，对当时一些人物和故事，都是身经目击，书中的庄仲玉即影射他本人，所以虽是小说家言，却具有传真的史料价值，谈戊戌变法掌故者常取材于此。
第七部分垂帘与垂幕
康梁等人之于慈禧，除了政治上对峙外，还有因慈禧的出身、身分而引起的轻视心理，并将她的垂帘比作武则天的临朝，而武则天在士大夫的习惯心理上是一个声名很坏的女人，例如黄遵宪《感事》的“九鼎齐鸣惊雉雊”，便是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的“则天初诞之夕，雌雉皆雊”的典故，他还把慈禧比作汉代的吕后，而吕氏也素被看作乱朝的皇太后。
康有为《戊戌八月国变纪事》中说：“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檄”。他在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书中，更直说“伪太后在同治则为生母，在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岂可以一淫昏之宫妾而废圣明之天子哉？”已经到了扯破脸皮地步了。不过，这话也不能服人：既然是同治之生母，到了光绪时，怎么就成为伪太后了？
《戊戌政变记》第二篇记长麟也有类似的话：“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所以，只有慈安太后才是德宗嫡母。长麟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户部侍郎，满人中对慈禧有这种看法的当不止一二人。后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与刑部侍郎汪鸣銮一同革职，其事还在戊戌以前。“信口妄言”的具体内容未详，想来不外乎此。当初肃顺等反对两宫垂帘，当也因为慈禧是“先帝之遗妾”的缘故。这固然出于封建伦理观念，却又是封建统治集团所强调的。
这一切，慈禧是心中有数的。她是老佛爷，又是女人，女人有女人最切齿痛恨而又不能明言的地方，因而一碰到和她对立的人，就会本能地触发敏感，这种心理上的积累下来的压制，加上性格上的强硬狠辣，便会由自卑而爆发为反常的自尊，谁都必须听她的话。有的人因进入暮年，权欲逐渐淡薄，有的人反而膨胀，甚至产生虐他性的报复心理，报复的对象又很广泛。据说她说过这样的话：“谁叫我不痛快一下子，我就叫他不痛快一辈子。”听听也令人毛骨悚然了。
她守寡时才二十五岁，穆宗虽然童昏不成器，毕竟是她亲生的。母以子贵，在这点上，她比慈安有可以自豪地方。不想穆宗夭逝，再也没有一个亲骨肉了，于是煞费苦心地领来一个四岁的娃娃德宗，不想长大后又不听她的话。如果维新成功，必使一大批她所依靠、赏识的人离开中枢，因而影响她的政治上的安全，因而恨死维新派，迁怒于德宗。她明白，她活着一天，新政对她的权力必然有害无利，何况新党竟要效法洋人，成立议院、学会，改革科举，这就涉及上层建筑了。
她对祖制，何尝放在心上？例如垂帘听政，就是大清历朝所没有的，她却我行我素，不顾大臣的反对，但别人要改变体制，她便要拿祖制来压了。
然而我们还要承认，她确实是一个聪明机警、坚强能干的女人，不然的话，一个光杆子的太后，怎么能成功地发动两次政变，专权达四十余年之久？在这一点上，倒可以和武则天并肩。
《慈禧皇太后朝服像》轴。她年轻时，没有高深的学问基础，垂帘后，批览章疏，日以数百，某折某事，洞晰无遗。据瞿鸿《圣德纪略》，有一天，慈禧曾对鸿说：“我十八岁入宫，文宗显皇帝在宫内办事时，必敬谨侍立，不敢旁窥，一无所晓。后来军务倥偬，折件极繁，文宗常令清检封事，略知分类。垂帘以来，阅历始多，至今犹时时加慎，惟恐用心不到。”（引自《清宫述闻》）此亦可见其人之敏慧伶俐。
同治四年削恭亲王奕大权的那道诏旨，虽然别字连篇，毕竟亏她亲自草拟，如“是（事）出有因”、“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若不即（及）早宣示”，等等。她自己也承认“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辞句不通者”，要倭仁等润饰。
总之，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她的行为没有丝毫可以原谅的地方，作为男女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和外界隔绝的一个寡妇，有她的不容否认的突出才能，有她的心理放射的现实条件。
但自戊戌政变结束后，朝廷大权却转移到另一满大臣刚毅身上，连荣禄都不能和他抗衡。荣禄还不想将已施行的新政全部废弃，刚毅则务必扫除净尽，并与端王载漪阴谋废黜德宗，以载漪之子（溥）作大阿哥而继统，后来又引出义和团。即是说，六君子的鲜血在京城中流了才二年，义和团的拳头又伸了出来，然而整个大清帝国这一舞台，也由垂帘而渐近垂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