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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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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竟成不幸的谶言了。    
    六君子中,在狱中题诗的有三人,一为谭嗣同的七绝,万口传诵,但末两句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两昆仑,后人解释不了,有以为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有以为指诗人自己与大刀王五。我以为实统喻自身:昆仑为著名高山,又产美玉,美王晶莹皓洁;去留指生死,意为无论活着或死去,自问都如美玉那样光明磊落,可以上配昆仑。戊戌六君子被杀二十年后,张元济曾辑成《戊戌六君子遗集》。张氏本人也参加过新政,后被革去刑部主事职。至八十五岁,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作,末首云:“无官赢得一身轻,犹望孤儿作范滂。老去范滂今尚在,不闻阿母作儿声。”    
    二为杨深秀的七律,首尾两联为“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及“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三为林旭的《狱中绝句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首句的青蒲原指宫室中铺席之地,后来借喻近臣忧心皇帝的急难。三四两句,出《后汉书·袁绍传》:绍字本初,为废立汉献帝事和董卓争吵,曾愤然对董卓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言下之意,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健者。这里以袁绍影射袁世凯,意为世凯本是奸雄,不该向他劝说。千里草本指董卓,这里影射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亦受荣禄节制。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记小站袁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军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这也是谭嗣同要想依仗世凯的原因之一。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第五十回,说戴胜佛(谭嗣同字复生)是“两眼误奸雄”,并写林敦古(林旭字暾谷)的话道:“我是不赞成方安堂(指袁世凯,世凯字慰亭)的,他的眼珠儿太流动,说话时没有一点儿恳挚的神气,恐怕不能与他共谋大事。我看那个董回子(董福祥是回族,所以带的是甘军)很有点草莽英雄的精神(福祥起先在甘肃啸聚起事),这种人答应了一句话,不会反复的。”当是依据林诗而铺陈,实则福祥也是荣禄的人。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也说:“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林旭是六君子林旭旧照。中最年轻一个,死难时仅二十四岁,比嗣同小十岁,德宗两颁密诏,皆由他传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中讥其“少年浮躁”,但在阻止谭嗣同寄托袁世凯一事上,倒比嗣同有识力。    
    


第七部分六君子之死 下

    谭嗣同等被捕后,先被拘留于提督衙门,后即移交刑部大牢收监。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政变时有一老狱卒刘一鸣,曾看守谭嗣同等人,回忆当时情状云: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康有为)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在刑部(按:曾任刑部主事),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角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惟此四人,一笑,一哭,一骂,殊相映成趣。    
    实则当时即使审问,也只是形式,最后还是要从西角门牵出去。刘光第旧照。对政治犯,原非以正常的司法程序所能理喻,所以,也并非真的“昏愦乃尔”。    
    六君子中,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也不一致,谭嗣同是最坚决激进的,杨锐虽列名四卿,态度就犹豫摇摆,保国会开会日,他“偏独当众假寐”。见李宣龚致丁文江书,载于《梁任公先生年谱》。在保守型的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七中,有云:“幼笏晨来,坐未定,即言叔乔(杨锐字),相与挥涕。又言:刘光第亦愿者,林旭少年浮躁,谭嗣同则凶忽狡悍,死当其辜。萧蕙同焚,可为浩叹。”又说“以叔乔之学行,叛逆之谋,可信其必不与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引庆亲王奕劻的话,也极言“杨刘冤惨,思之心痛”,正可从反面说明杨锐对维新的态度原不积极。    
    然而谭嗣同也使人有有勇无谋的遗憾。以新旧两党实力而论,自极为悬殊,嗣同却急于求成,不讲究主客观条件,不辨别对象,企图通过冒险的盲冲的围劫手段,掷孤注于袁世凯身上,岂非与虎谋皮?反言之,袁世凯这样的“健者”,他怎么会将孤注掷在毫无实力的新党上面?他本来不是新党,也并不是忠心于后党,只是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上衡量。再说即使变法成功,荣华富贵也挨不到他,他怎会支持新党?黄遵宪《感事》之七也说:“师未多鱼遂漏言,如何此事竟推袁?”    
    六君子之被害,在八月十三日,距谭嗣同法华寺之“说袁”才十天谭嗣同墓地有一联云: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重山奔赴若波涛。亦可诵。,而大局已落得这个地步。关于六君子被杀戮的场面,《续孽海花》第五十二回即专写其事,其中写刑部司员汪时庵的话道:“朝廷如此对待士大夫,将来恐怕没有好结果吧。”仲玉道:“一点儿不错,现在人心思乱,将来恐怕要去寻找这种人也找不到呢。”辛酉政变,已经杀了三个宗室,戊戌政变,被杀的是中青年的士人,数目也多至六个。    
    《续孽海花》作者燕谷老人张鸿,曾任内阁中书,对当时一些人物和故事,都是身经目击,书中的庄仲玉即影射他本人,所以虽是小说家言,却具有传真的史料价值,谈戊戌变法掌故者常取材于此。    
    


第七部分垂帘与垂幕

    康梁等人之于慈禧,除了政治上对峙外,还有因慈禧的出身、身分而引起的轻视心理,并将她的垂帘比作武则天的临朝,而武则天在士大夫的习惯心理上是一个声名很坏的女人,例如黄遵宪《感事》的“九鼎齐鸣惊雉雊”,便是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的“则天初诞之夕,雌雉皆雊”的典故,他还把慈禧比作汉代的吕后,而吕氏也素被看作乱朝的皇太后。    
    康有为《戊戌八月国变纪事》中说:“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檄”。他在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书中,更直说“伪太后在同治则为生母,在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岂可以一淫昏之宫妾而废圣明之天子哉?”已经到了扯破脸皮地步了。不过,这话也不能服人:既然是同治之生母,到了光绪时,怎么就成为伪太后了?    
    《戊戌政变记》第二篇记长麟也有类似的话:“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所以,只有慈安太后才是德宗嫡母。长麟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户部侍郎,满人中对慈禧有这种看法的当不止一二人。后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与刑部侍郎汪鸣銮一同革职,其事还在戊戌以前。“信口妄言”的具体内容未详,想来不外乎此。当初肃顺等反对两宫垂帘,当也因为慈禧是“先帝之遗妾”的缘故。这固然出于封建伦理观念,却又是封建统治集团所强调的。    
    这一切,慈禧是心中有数的。她是老佛爷,又是女人,女人有女人最切齿痛恨而又不能明言的地方,因而一碰到和她对立的人,就会本能地触发敏感,这种心理上的积累下来的压制,加上性格上的强硬狠辣,便会由自卑而爆发为反常的自尊,谁都必须听她的话。有的人因进入暮年,权欲逐渐淡薄,有的人反而膨胀,甚至产生虐他性的报复心理,报复的对象又很广泛。据说她说过这样的话:“谁叫我不痛快一下子,我就叫他不痛快一辈子。”听听也令人毛骨悚然了。    
    她守寡时才二十五岁,穆宗虽然童昏不成器,毕竟是她亲生的。母以子贵,在这点上,她比慈安有可以自豪地方。不想穆宗夭逝,再也没有一个亲骨肉了,于是煞费苦心地领来一个四岁的娃娃德宗,不想长大后又不听她的话。如果维新成功,必使一大批她所依靠、赏识的人离开中枢,因而影响她的政治上的安全,因而恨死维新派,迁怒于德宗。她明白,她活着一天,新政对她的权力必然有害无利,何况新党竟要效法洋人,成立议院、学会,改革科举,这就涉及上层建筑了。    
    她对祖制,何尝放在心上?例如垂帘听政,就是大清历朝所没有的,她却我行我素,不顾大臣的反对,但别人要改变体制,她便要拿祖制来压了。    
    然而我们还要承认,她确实是一个聪明机警、坚强能干的女人,不然的话,一个光杆子的太后,怎么能成功地发动两次政变,专权达四十余年之久?在这一点上,倒可以和武则天并肩。    
    《慈禧皇太后朝服像》轴。她年轻时,没有高深的学问基础,垂帘后,批览章疏,日以数百,某折某事,洞晰无遗。据瞿鸿《圣德纪略》,有一天,慈禧曾对鸿说:“我十八岁入宫,文宗显皇帝在宫内办事时,必敬谨侍立,不敢旁窥,一无所晓。后来军务倥偬,折件极繁,文宗常令清检封事,略知分类。垂帘以来,阅历始多,至今犹时时加慎,惟恐用心不到。”(引自《清宫述闻》)此亦可见其人之敏慧伶俐。    
    同治四年削恭亲王奕大权的那道诏旨,虽然别字连篇,毕竟亏她亲自草拟,如“是(事)出有因”、“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若不即(及)早宣示”,等等。她自己也承认“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辞句不通者”,要倭仁等润饰。    
    总之,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她的行为没有丝毫可以原谅的地方,作为男女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和外界隔绝的一个寡妇,有她的不容否认的突出才能,有她的心理放射的现实条件。    
    但自戊戌政变结束后,朝廷大权却转移到另一满大臣刚毅身上,连荣禄都不能和他抗衡。荣禄还不想将已施行的新政全部废弃,刚毅则务必扫除净尽,并与端王载漪阴谋废黜德宗,以载漪之子(溥)作大阿哥而继统,后来又引出义和团。即是说,六君子的鲜血在京城中流了才二年,义和团的拳头又伸了出来,然而整个大清帝国这一舞台,也由垂帘而渐近垂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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