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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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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古尔泰是正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一。上篇中曾说他起先和太宗、代善同坐而受大臣朝见,足见他在当时满洲政权中的地位。太宗誓告天地时,有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天地鉴谴”语,这虽是即位之初,亟欲皇族内部共济国政的笼络性的话,但也意味着此时太宗与莽古尔泰等尚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三大贝勒也俨然以父兄资格“善待子弟”(小贝勒),自也非太宗所乐闻。    
    太祖在世时,对汗位的继承,莽古尔泰倾向于太宗,而反对代善,其中也含有自己继位的私人意图,因为论年齿,代善长于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又长于太宗,代善若不嗣位,莽古尔泰尚有希望。后虽和诸人共拥太宗,而两人间的倾轧也逐渐加深。    
    但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中,却是战绩平庸,有勇无谋的人,朝鲜使臣郑忠信,就说他在太祖诸子中乃“无足称者”。他与太宗的冲突,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天聪五年(一六三一)大凌河之战时,事见王氏《东华录》。    
    莽古尔泰与太宗因差遣人员事发生争执,太宗愤而欲乘马离去,莽古尔泰说:“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正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斥以“举动大悖”,以拳殴之,莽古尔泰遂抽刀出鞘,德格类推之而出。事后,太宗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到了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遣人往太宗营前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后经众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及其他处罚。    
    这时太宗即位已五年,如果不是平日积怨深久,何至不惜冒大逆的罪名,用这种行动对付太宗?至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即因气愤暴卒,年四十六。    
    一年后,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额真,管旗的官员,后改章京,汉语为都统。觉罗,意为宗族。,率领大臣及亲戚二十五人,为莽古尔泰扫墓。祭毕,强谒莽古尔泰福晋献酒,并有很多人大醉。事为太宗得知,乃召集大臣会议。众议色勒醉于福晋前,失礼,拟斩;福晋于扫墓时不知哀戚,不禁止男子至内饮酒,拟处刑。太宗从宽免死,命诸福晋前往唾面辱骂。大家可以想像,这种羞辱是很难承受的。又可看到,正蓝旗人员对故主莽古尔泰还是非常尊敬、悼念的,因而有后面叙述的大厮杀事件。    
    莽古尔泰之妹莽古济莽古济原为哈达部落孟革卜卤之妻,故称哈达公主。后孟革卜卤被杀,清太祖乃将莽古济嫁与孟的儿子吴儿户代。吴儿户代死后,又嫁琐诺木。她死时约四十余岁。,曾嫁蒙古敖汉部长琐诺木。她有个家仆冷僧机,虽出身卑微,却机灵狡黠,善于钻营取巧。这时莽古尔泰和弟德格类相继身亡,冷僧机便往营部首告,说:莽古尔泰兄弟、莽古济夫妇及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本人跪焚誓词,“言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者天其鉴之”。    
    莽古济夫妇亦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清太宗实录》)又说莽古尔泰密谋要夺御座。在抄他家时,又抄出木牌印十六枚,上面刻的都是“金国皇帝之印”清太祖时曾称国号为金,史称后金。。最后,将莽古济和儿子额必伦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并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陈尸)于市,正蓝旗并入太宗旗份。    
    


第二部分家奴告主酿成大狱 下

    冷僧机本人因为也曾参预密谋,众议“以自首免坐,亦无功”,可见大家对他原很鄙薄。太宗却以为“冷僧机若不首告,其谋何由而知?今以冷僧机为无功,何以劝后?”复议乃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并给同案犯官家产,免其徭役。过去,奴婢告主,为防家主报复,拨与他人为奴。这次太宗一反常例,对冷僧机特别嘉奖,实也表示对完成这一大狱的快意。    
    到了世祖时,冷僧机又竭力巴结多尔衮,盛称拥立世祖之功,一面却挑拨世祖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后来多尔衮被削爵,冷僧机被看作党羽而斩首,正如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    
    太宗剪除莽古尔泰集团后,有五名“夷人”从本土逃奔至明,宣府(府治河北宣化)巡抚陈新甲向投奔者问“东奴消息如何”,回答道:两家相争厮杀!太宗将莽古尔泰三个儿子杀死,还杀了当紧的夷人一千余人,其余人马俱都收了,分在八哨官儿所管。见《明清史料甲编》所录《宣约巡抚陈新甲塘报》。所谓夷人,其实便是原来的正蓝旗成员,“当紧”是重要的意思。这说明正蓝旗始终效忠于莽古尔泰集团,后来被并入太宗旗份下,仍不服帖,于是而引起反抗,展开厮杀,也是这次大狱的尾声。    
    不仅如此,当莽古尔泰向太宗叩头请罪后,代善之子岳托即为他鸣不平:“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耶?”(《清太宗实录》)其次,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被牵连时,众贝勒闻而皆怒,惟独岳托变色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    
    莽古济的长女为岳托妻,次女为豪格(太宗第一子)妻。岳托为莽古尔泰、德格类鸣不平,恐也因为是莽氏女婿之故,所以太宗责他“偏听哈达公主”(即莽古济)。后来豪格以莽古济欲害他父亲(太宗),岂可与害吾父者之女同处,因而将其妻杀死。岳托闻讯后上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太宗亟遣人阻止。    
    这是政争带来的残忍的变态心理,又说明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岳托欲杀其妻却是被动的。不久,他本人又因莽古尔泰案由王爵降为贝勒,罢兵部任。    
    岳托的妻子虽未被处死,却常受歧视,动辄得咎。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岳托在“暂令不得出门”期间,蒙古却送女与岳托为妻。第二年,这位新福晋却向刑部控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设食时“摘我额上一发,似是魇魅之术”。大福晋辩白说:“适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尔发,已于尔面前掷之矣。”刑部居然以论死奏上。太宗说:大福晋的母亲和妹妹(指豪格妻)已因罪伏诛,我若处以重罪,她将说我因仇恨其母,故入其罪,若从轻处置,她又怎能理会我的恩意?因而索性不表态。于是诸权贵又议以魇魅罪而定斩不赦。最后还是太宗降旨免死,但在家另室居住,不得至岳托所,岳托亦不得往视。    
    事情很明白,这位新福晋是在打下马威,结果达到了目的,刑部诸公则是出于势利,因为这时大福晋已经伶仃一人,而且打入另册了。    
    崇德三年,岳托在征明之战中又被起用,连克十九城。次年正月,在攻陷济南后,因染天花病逝世,年四十一岁,这时他父亲代善尚在世。太宗闻而大恸,辍朝三日,追封为克功郡王,其妻福晋从死。    
    谁知半年后,又被部下告发生前曾与莽古济丈夫琐诺木(即岳父)入内室密语,太宗也责他萌不轨之心。代善等以为“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太宗以其已死,免于追究。后至康熙、乾隆时平反,清廷为他立碑纪功,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宫廷的派系,政海的风波,一向复杂险恶。莽古尔泰集团不甘屈服于太宗而怀异谋,也是事实,只是生前政变未遂,身后大狱踵起,而卷入在这一漩涡中的人处境极为艰难,岳托的大福晋就是悲惨的一个。    
    


第二部分另立门户身死牢狱 上

    太祖同母弟舒尔哈齐被幽禁而死,已详于《宫廷政变的边缘》一节,到太宗时,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也被囚禁而殒命了。    
    阿敏是太宗堂弟,为清入关前四大贝勒之一。按照齿序,他居莽古尔泰、太宗(皇太极)之前,称二贝勒,任镶蓝旗主旗贝勒。天命六年,太祖和子侄八人焚香告天,儆戒子孙,勿自相操戈,其中即有阿敏,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    
    舒尔哈齐欲携所属移居黑扯木,阿敏预闻此事,太祖怒而欲诛阿敏,赖诸贝勒劝解得免,但另立门户的念头,始终未曾泯灭,说明皇族内部的派系已在酝酿。    
    太宗即位,阿敏也附议拥立,可是当诸大臣哭太祖之灵时,阿敏却派傅尔丹向太宗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实即想另立门户。太宗深为骇异,并说:“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应是两黄,因正白旗为太宗统辖。)、正蓝旗等,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弱其国也。”他又问阿敏之弟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说:“彼曾告于我,我以其言乖谬,力劝阻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阿敏的亲信,亦行为反常,语言乖异,扬言“谁畏谁,谁奈谁何?”(见《清太宗实录》)可见两派剑拔弩张之势。济尔哈朗劝阻阿敏,阿敏反责其懦弱,尤见其悻悻然之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征伐朝鲜上谕。天聪元年(一六二七),阿敏率大军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派人议和时,贝勒岳托等鉴于清之御前军很少,蒙古与明朝,又是西南的威胁,必须防备,故于和议后即想班师,阿敏却因爱慕明及朝鲜城郭宫殿,一定要到王京。朝鲜降将总兵官李永芳劝阻他,却被怒斥:“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并对其侄杜度说:“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杜度为被太祖处死的褚英之子,用意自为离间杜度和太宗的关系,杜度却不答应。    
    当时七旗大臣皆欲班师,只有阿敏的镶蓝旗大臣顾三台等附和,说明镶蓝旗将士已成为他的嫡系,更助长他拥兵自尊的野心。    
    后来阿敏被迫班师,却鼓动领兵诸将分路纵掠三日,所到之处,男女财畜,掳掠一空,这也是一种变态的泄愤心理,实际还是对太宗统治的不满。这时太宗因即位未久,故隐忍未发。    
    还师途中,将领将俘获之美妇进献太宗,阿敏欲自纳之,岳托说:“我等出征,甚多奇物,闻朝鲜产美妇,故以此一妇进于上。”阿敏说:“汝父往蒙古,不尝取美妇人乎?我《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轴。取之,有何不可?”岳托说:“我父所得之妇,始献之上,上不纳,而分赐诸贝勒。我父得一人,汝亦非得一人乎?”后来阿敏又使副将求美妇,太宗说:“未入宫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宫中,如何可与?”阿敏为此而又有怨意。太宗闻知后说:“为一妇人,乃致乖兄弟之好乎?”索性赐给总兵官冷格里。    
    这其实是丑事,暴露了清军军纪的腐败,并见得太宗本人也纳俘获的美妇,太宗却作为阿敏十六大罪来宣布。    
    天聪三年,太宗率重兵入边,攻占北京东北的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阿敏留守沈阳。次年春,太宗命岳托、豪格等率军先还,阿敏出迎,至御前马馆,留守大臣,坐于两侧,阿敏居中,俨然为国君,令两贝勒遥拜一次,再近前拜一次,方行抱见礼。两贝勒中的豪格为太宗之子。按惯例,诸贝勒大臣出师而还时,太宗也乘马出迎,至御座方受跪叩,阿敏却自视如君,欺凌诸贝勒。    
    太宗回沈阳后,派阿敏、硕托率兵往代驻守永平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为阿敏之弟),阿敏要求与济尔哈朗同驻永平,太宗未予允许。临行,阿敏对他叔父贝和济说:“皇考在时,尝命吾弟与吾同行,今上即位,乃不许与吾弟同行。吾至永平,必留彼同驻,彼若不从,当以箭杀之。”贝和济责他出言谬妄,阿敏攘臂说:“吾自杀吾弟,将奈吾何!”这又是针对即位不久的太宗的。    
    


第二部分另立门户身死牢狱 下

    阿敏至永平时,镇守官员来迎,张一盖(作为仪仗的伞盖,俗称黄罗伞),阿敏怒曰:“汉官参将游击,尚用二盖,我乃大贝勒,何只一盖乎?”遂策马入城。他以汉官来对照,正见得对汉人的卑视。所以,他进入永平后,虽谕告城中汉民安心,心中却深恨汉人,认为太宗攻明京城而不克,及克永平,就应杀其平民,还对士兵说:“我既来此,岂令尔等不饱欲而归乎?”不久,阿敏即率兵四出掳掠,又将归降的汉人驱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    
    后来明军围攻永平,又发红衣炮轰击滦州,城楼火起,清军溃围而出,途中遇明军伏击,伤亡惨重,阿敏只得退出永平,还将新降汉官巡抚白养粹等杀死。    
    清军大败而归,太宗将阿敏等拘押听勘,一面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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