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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卡伦和苏珊，他们自1997年开始共享一份工作以来，职位一直在稳定上升。到2002年为止，这对夫妇在负责销售海外银行服务部的业绩一直位居第二。我们在周三见面，这是他们一周里唯一两人都上班的时间。他们共用的办公室很有家庭气息，两个书架上摆满全家福，墙上悬挂着孩子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女人也选择类似的职业道路。获得MBA学位后，她们开始在集团公司往上爬，每周工作60小时。但一旦孩子降生后——她们每人有3个孩子——生活就变得没完没了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匆忙。因此她们决定共享一份工作，每人每周工作3天。
结果表明，收入少了40％的打击比预期要小。当然她们都有高收入的丈夫来弥补损失。不过额外的休闲被证明是极为珍贵的。两位女性都能有时间陪孩子，使家庭生活更轻松、更令人满意。最近李伯曼6岁的儿子要求他父亲开始与人共享工作。这两位银行高级职员也对他们的社区感觉更亲近。现在他们有时间同邻居以及当地的店主聊天，到孩子的学校帮忙，或做义工，或在家做饭。“在共享工作以前，我们在饮食方面极不讲究，”多马拉其说道。她不愿回忆过去的情形。
两位女性都感到自己同时间的关系呈现出更为健康的趋向，渴望加快速度的念头消失了，或至少消减了。“当你有更多的空余时间让自己慢下来或重新充电时，你就不会太紧张，”李伯曼解释道，“整个身心都能得到调整，总体说来你会更平和淡定。”
对加拿大皇家银行而言，这种平和淡定得到了回报：员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维放慢了。“当我每周三来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精神饱满。我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房子清理干净了，食品也购买了，衣服洗干净了，孩子们也愉快，”多马拉其解释道，“不上班的时候，我不光休息、调养，还思考问题。在大脑里酝酿工作，所以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能做出更审慎的、更好的决定，而不总是对所有的事情现场才做出反应。”2000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开始为因扩展业务需要进入美国的11万新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
正式削减工作时数并不是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有时将工作时间延长往往意味着做的事情多的概念从企业文化中清理出去就足够了。万豪就是这么做的。2000年，国
际著名的万豪连锁酒店认为，经理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因为这是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但实际结果往往是士气低落、心力交瘁。
为了应对“勉强上班”的现象，美国东北部的3家万豪酒店启动了试验计划。员工被告知不管几点，只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下班。高级经理开始带头在下午五点甚至更早就毫不隐瞒地下班回家。3个月后，很显然一场文化的革命已在酝酿中。提前离开岗位的或上班期间因个人原因请假的都不再需要面对他人不满的表情或玩笑的夹击了。人们开始对同事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发生极大的兴趣。现在万豪酒店的经理们每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五个小时，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无须为长时间工作而给予他们额外的动力，使他们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分内工作。负责监督机制变化的万豪经理比尔•；曼克得出每一个董事会的会议室和工厂都应继续坚持的结论：“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同样有成效甚至有时有更大的成效。”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6）
然而，任何反对长时间工作的措施都会面临某些巨大的障碍。执行总裁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富启发作用的工作—生活计划，但如果处于指挥链中的基层经理缺乏同情心，计划就可能失败。一家美国公司最近推行了许多得到董事会全力支持的工作生活措施。然而，一年后，登记的人却少于预期。一项调查发现，几个部门的领导层向员工发出警告：如果签字的话，他们的升迁机会将会受影响。“很多人仍对工作生活模式表示怀疑，”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说到，“改变规则仅仅是开始；你还得改变人们的心理定式。”
通常给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造成障碍是自身所致，但许多男性仍对此表示质疑。在大多数公司，实施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的多为有孩子的女性。伦敦一家大零售公司的销售经理约翰•；阿特金斯最近初为人父，他愿意削减工作时数，但却不能报名参加平衡计划。“每次想到此，我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如果你受不了那个热，就别在厨房待着’（承受不了繁忙紧张的工作，就退出让给别人），”他说道。
个人情况的不同是阻碍工作与生活平衡建立的另一个障碍。一位25岁的单身男子长时间工作的困难显然小于一位36岁、四个孩子的母亲，他甚至可能愿意工作时间长一些。公司需要寻找措施奖励多干活的人，而不是惩罚少干活的人；也必须管住可能在同事间骤然传播的不健康念头。没有孩子的员工常常会对公司为有孩子的员工所提供的工作便利反感不已。在很多公司，不同的部门根本无法提供相同的工作生活待遇，这就可能导致摩擦的产生。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只因员工开市时必须在场，资本市场部工作安排较为僵硬。
对许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长远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员工等可能会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压力所掩盖。利益计划通常不是增加雇员而只能是让少数人多干活以减低成本。竞争同样也促使许多雇主将工作置于生活之上。一位英国经理率直地说：“我们置身竞争激烈的行业，如果我们的对手每周让他们的员工工作70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得让自己的员工至少干同样长的时间，才能保证不出局。”立法或许是唯一能制止这种工作时间上的竞赛的办法。
然而，削减工作时间只是缓慢蓝图中的一部分。人们也希望能自行决定上班时间。他们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为他们提供这种自主权的行业正在收获为此带来的成果。在我们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里，让员工自主安排时间是违反意愿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标准的做法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劳动报酬而不是以工人生产产品的数量计酬。但严苛的时间安排与信息经济不相协调，因为今天的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界限远比19世纪模糊。很多现代工作取决于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在办公桌上极少出现，因此这些工作并不适合挤入固定的时间表。让员工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员工的业绩为评估标准，而不是以他们取得这些业绩所花费的时间为尺度，这样就能提供许多人极为渴望的灵活性。
研究表明，感觉能自主支配时间的人更放松、更有创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国能源公司聘请管理咨询人员对其呼叫中心的轮班体制进行精简。几乎一夜之间，该部门效率骤然下降，顾客投诉剧增，员工纷纷不辞而别。新制度剥夺了员工对自身工作时间的发言权，挫伤了他们的士气。意识到这一错误后，公司迅速给予雇员更多的换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员工说，能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有助于减少他们在班上、班下的紧张匆忙感。杜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你能自主安排时间时，无论做什么你都更心气平静，自然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经历告诉我确实如此。1998年，经历几年自由撰稿生涯后，我加盟一家加拿大报纸，任该报伦敦站派驻记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理论上我归属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即便编辑不给我打电话，但这种给我打来电话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存在。时差意味着任务常常在下午降临我的桌前，这样我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工作，就要打发儿子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得疯狂地赶活，边给孩子读苏斯博士的小说，边惦着工作上的事情，感觉痛苦不已。一份令我如此挚爱的工作为什么会变成一大负担？那时我竭力寻找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一切：我的编辑眼光狭小、报纸的报道方式不恰当、工作时间过长，如此等等。但当我开始对慢速运动展开调查时，才幡然悔悟：核心的问题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权利。那么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还坚持了近3年的时间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辞去让自己不快乐工作的理由是一样的：害怕失去优厚的报酬，害怕毁掉自己的事业，害怕让他人失望。最终，我毅然做出辞职的决定。当我所工作的报纸宣布大规模裁员时，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无比。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7）
现在情况有了较大的好转。我每周工作时数不变，有时甚至工作时间更长，但我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现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工作日感觉不像过去那样慌张愤懑了。离开工作桌后，无论是给孩子讲睡前故事还是准备晚餐，我都无须挖空心思找捷径了。的确，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这是我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价。我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归自由撰稿生活。
当然，在工作中给予员工自主支配时间的自由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震撼性的转变。如果采取正确的态度，信息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无须借助笔记本电脑、手机来延长工作日，但可以借助这些高科技手段重新安排工作日程。很多公司已开始给员工提供更多的时间自主权。比如在英国，英国电讯、拜尔公司和劳合TSB银行现在已允许员工自行定制工作时间表：比如，在家工作或弹性上下班。虽然自主安排时间更有利于白领工作，但现在也蔓延到蓝领世界里。瑞士一些手表厂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允许每个班次的工人有3个小时的上、下班灵活变动时间。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尼龙厂让员工自行决定上班时间，前提是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至少两名工人当班。
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在方便的时候工作，其好处显而易见，不过现在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有时放慢工作节奏是合理的？在现代工作场所，速度似乎是首要的。电子邮件和手机需要即刻回复，截止期总是潜伏在四周。2001年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提供的调查表明，欧盟工人所承受的压力超过10年前。如今1/3的工人需要花费全部或大部分的时间应付最后截止期限。当然，在工作场所，速度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后期限促使人们集中思想，刺激人们去创造卓越的奇迹。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总是长期遭受最后期限的困扰，没有时间充电，没有放松。各种需要放慢节奏去做的事情，诸如制定策略规划、创造性地思考、建立关系等，在急于赶速度或仅仅是看上去忙碌的极度仓促中丢失殆尽。
欧文•；海勒是减慢时间学会的一员，他在自己的慕尼黑律师事务所享受着放慢工作节奏带来的好处。像众多律师一样，他过去奔波于同客户的见面会，用10分钟的时间去调查推断案情摘要，接着就着手处理案子。但他注意到过了不久，他总是要不断给客户打后续电话，有时由于出现方向性错误不得不（由原路）返回。“找律师的人心里大多有目标，比如为钱，还有他们不愿明示的，如希望被承认，或为正义、为复仇等，”他说道，“要摸清客户的深层愿望需要时间，但你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以便竭力为他们做得最好。”现在，他与客户初次面谈往往需要两个小时以上，这期间，他要对客户的个性、基本情况、价值观、目的和恐惧进行充分了解。结果，这位56岁、留山羊胡子、有着淘气下巴、性情活泼的海勒工作效率更高，他的事业也在蓬勃发展。“客户总是对我说，其他律师只给客户5分钟的时间解释他们的需要，把材料交给他后，就得离开，”他说道，“虽然我的方法看起来缓慢而传统，但倾听是最好的策略，最糟糕的是草率行动。”
现在许多公司试图在工作的快节奏与慢节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通常意味着承认技术的局限。电子邮件虽然快捷，但无法表达讽刺、语言的细微之处或手势表情等身体语言，这会导致误解和错误的发生。缓慢的沟通方式，如走到他人办公室，干脆面对面地进行交谈，既省时也省钱，从长远来看，也能建立“团队精神”。这就是说，公司开始敦促员工在按电子邮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