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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