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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骄傲地告诉我们，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我父亲就想出来这个办法来警告小偷，保护自家的蜂窝煤。这个创意是不能小看的，因为粉笔灰撒在煤堆上，就与煤堆形成了一副完整的山水画，非常的雅致。如果谁偷走哪怕一块煤，山水画立刻就会遭到破坏，且不说主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偷煤的人自己首先就会脸红。被偷盗者与偷盗者，便有了一个不同时空的对话，谴责与被谴责，双方都心领神会，又免掉了面对面捉贼的尴尬。据说我父亲并没有对任何人解释和推广他的创意，然而他的创意不胫而走，农学院宿舍的所有煤堆，都撒上了粉笔灰。随后农学院隔壁的纺织学院、政法学院以及隔了一个湖泊的民族学院，但凡私人的煤堆，几乎一夜之间，都撒上粉笔灰。这种颇有君子之风的防盗法，有效地从60年代初期风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家喻户晓，几乎成为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当我的父亲失脚跌进被小偷偷掉了窨井盖的下水道之后，不喜欢他的少数人，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中，阴险地说：“唉，这个人是太聪明了！”
所以，我想乔万红的意思是：我们家的聪明都集中在我父亲身上了。再说明白一点就是，乔万红认为我有一点傻。
乔万红放弃了我的掌纹，说：“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自己说的，但也是因为乔万红的一再暗示。好在这种情况，我也不是头一次遇上。于世杰经常这样暗示我，蔡唐伯也曾暗示过我，科室里的小鬼们甚至公开地笑话我。傻就傻吧，说不定我这是大智若愚呢。因为乔万红最终还是瞒不过我了，她说：“那我就索性告诉你吧，容容欠债了，出去躲债了。她不会给你们打电话，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不想连累亲朋好友，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踪。等事情摆平了，她自然就会出现。现在明白了吧？”
说到这里，我发现乔万红的眼睛生得不对劲，从某个角度看，她眼距过近，有一点斜视。她看着你的时候，一只眼睛看你，一只眼睛看你的身后。她的这种眼睛就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她怎么就不明白，欠债算什么？女孩子的妈妈来了，女孩子欠谁的债，妈妈来偿还好了。
我掏出了钱包。乔万红还没有等我的钱包完全露面就制止了我。乔万红说：“说你父亲比你聪明你还不服气。你有多少钱？容容欠的是八十万美金，而且是高利贷。读过描写万恶旧社会的小说吗？高利贷逼死人的俗话知道吗？好了。我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到此为止。”
八十万美金，我迅速地计算出那就是将近七百万的人民币了。容容怎么会欠人家七百万？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没有人愿意对我解释钱多到一定程度有什么用途。乔万红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离婚了。我丈夫在美国再婚，不管孩子了。我女儿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养母，那就是我们母女最大的福气。”乔万红的结束语是：“易明莉同志，是你给了我希望和信心！”
正文 四
据说北京有一句话，说是找天上的星星容易，找郝爷难。
圈内的人，大家都把郝运叫做郝爷。这是北京！
可是，电话一通，一听我说是郑容容的妈妈，郝运立刻就说要见我。可见，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对吗？不用于世杰北京的朋友帮忙张罗，我还不是找到了郝运？郝运是容容的老板，容容在郝运的公司上班。容容三个月没有消息，别人不知道她的行踪，发她工资的老板还能够不知道？
郝运的公司非常地不好找，在北京西城一个偏僻的胡同里面。从外表看，像哪个小城市早年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进了门，才发现别有洞天，全都是现代化的装修。我在办公室坐了足足二十分钟，茶水续了两次，郝运还没有出现。我再次地看看手表，决心要离开。忽然，一面墙的书柜移动了，书柜是一扇门，经典书籍只是精装的封面套子。我被吓了一大跳，我还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在办公室里做秘室。
一个曾经做过兔唇缝合术的小个子男人出现了。他深沉地冷漠地说：“我是郝运。”
我不喜欢郝运。见面我就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他故意让我久等，然后突然从秘室里转出来，吓得我够呛。这男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五岁左右，故意装老，穿中式大褂，胸前横了十几道盘扣，下面是军裤和中式老头鞋，老头鞋是软牛皮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只银链子的怀表，眉眼长得酷似生病的猴子，一口油滑的京腔。我真的是不喜欢郝运。在三十五岁左右以后的人群当中，兔唇已经很少有了。兔唇豁嘴，天花麻子，小儿麻痹症瘸子，麻风面容，这样一些标志国家贫穷，人民健康水平底下的疾病，应该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中比较多见；而年轻的郝运兔唇缝合，加上他的穿着打扮和长相，似乎在张扬他的残缺，给人一种故意给历史抹黑的感觉。我不知道郝运为什么这样。既然他办着广告公司，做着不小的生意，肯定属于富有阶层了，干吗要弄出这么一副扮像来？既然能够下决心把自己扮成这副模样，还在办公室里做了秘室，鬼鬼祟祟地从书柜后面转出来，这就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了。郝运把问题搞复杂了。我甚至觉得郝运的秘室里是不是有一只大木箱，而我的容容，就被藏在里头，五花大绑，嘴里塞着臭袜子。难怪连乔万红那种女人都怕他几分。
我不怕郝运。我是容容的妈妈，我是来找我女儿的，这一切天经地义。我说：“郝运，容容到底在哪里？”
郝运说：“问得好！这正是我要知道的！”
我说：“容容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说，我就要报警了！”
郝运停顿了一刻，突然一拍桌子，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能是什么人？我是郑容容的妈妈。
郝运说：“得了！实话实说吧！今天你不说实话，是走不出郝爷这道门的！现在让我先告诉你：郑容容的妈叫上官瑞芳，现在住在一个叫做枫园的精神病院。她的一个父亲叫做郑建勋，双性恋者，开着汽车修理铺，招了几个眉清目秀的小工人在身边，生活得其乐融融；另一个父亲叫金农，在上海陆家嘴做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上海滩公子哥儿。你，到处号称是郑容容的妈妈，其实只是养母。养母不是亲妈，你懂吗？容容六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狠心地把她从高台上推到游泳池里，十三岁就把她送到了北京。你是一个药剂师，不断哗众取宠地宣传什么提高了新药的免疫水平；而你老公是一个混混，披着文化人的外衣，在小青年面前充大师，暗地里净在外面捞小钱。吃惊了吧？郝运为什么叫郝爷，现在你知道了吧？”
郝运挽起了他的衣袖，更像旧社会了。有那么一刻，我倒真是被他的神通震慑住了。郝运他把双腿架在了办公室桌上，他的皮鞋底成为了他瘦小身体上的最大两个平面。
郝运说：“现在，易明莉老师，你突然出现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来的？郑容容到底躲在哪里？说吧！隐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从来还不知道，我们夫妇的状况，以及上官瑞芳的状况，被这么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更不认识的小个子兔唇，了解得这么清楚，描绘得这么不堪和带有侮辱性。这种情形，实在让我震惊。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就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上班下班，日复一日，永不厌倦地做血清实验，与碰撞出清脆声响的洁净的玻璃器皿打交道。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与哗众取宠毫不沾边。我的世界，由我的同行和所里的同事组成，我的领导是蔡唐伯，他活跃，夸张，把所有工作都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每个药剂师都当摇钱树，可他在外面的吹嘘与我没有关系。我丈夫于世杰每天都在编辑《中国医药风》，杂志只是在行业内有人知道，靠发行本身不赚钱，却有权威性，在上面发表了论文，评职称就很管用了，所以杂志社经常会获得一些实惠的帮助。于世杰的性格很吊，朋友很多，喜欢豪华小车，善于侃侃而谈，或者热中于教导他人，这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同时他心肠很好，不会损人利己，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我每个周末去看望母亲和弟弟，每隔两周到三周去枫园看望上官瑞芳，每隔一个月去一次郑建勋的汽车修理铺，为上官瑞芳取一次医疗费。每当新的春天来临，以及秋霜初降，我就会在我父亲的麦地附近走一走，采集两束看麦娘，一束带给上官瑞芳，插在她床头的花瓶里，所谓花瓶，就是从前的糖水橘子罐头那种胖胖的玻璃瓶。精神病人，谁会给他们使用像样的东西呢，不过上官瑞芳的这只玻璃罐头瓶，跟着她，足有二十年了，比在健全人家里使用的寿命还要长。另一束看麦娘，我要带回家，插在一只据说是水晶制品的花瓶里。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由于母亲坚持要鲜花，我就去花店购买鲜花，但是我会在花束当中夹一把看麦娘，代替花店普遍使用的满天星。4月里初生的看麦娘，它们的穗子还是那么的柔软，就像所有小动物的茸毛，这些茸毛在我的脸颊上无意地扫动，常常使我还没有看见父亲的墓碑就热泪满眶。母亲端坐着，随车颠簸，故意不看我，喜忧均无半点流露。在这个家里，有的人表现得比她更加怀念父亲，总是让她感到不对劲。这就是我的世界。晚上看看电视，节假日偶尔打打麻将，洗衣机在转动的时候，我坐在马桶上翻看报纸和杂志，对干部腐败、抢劫杀人、坑蒙拐骗的新闻已经厌倦，我只看看大标题就翻了过去。现在社会上太多这样的故事，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我幡然猛醒，觉得很不值得。我要用这些时间去听听我喜欢的音乐，陪陪上官瑞芳，在黄昏的野外，散步在有看麦娘的小路上。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在每天清早的镜子里，几乎难以觉察地觉察到我在变化，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手背上渐渐现出了四个酒涡，脸上渐渐现出了皱纹，目光柔和起来，脸庞慈祥起来。除了我梳妆台上忠实的镜子，郝运是第一次描述和勾勒我的世界的局外人。
不需要这个小兔唇来教导我，我从来都知道隐瞒没有任何意义。我从来不隐瞒自己，全都是人们在混淆我。人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和认识来看待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容容的妈妈，法律上的养母。我的女儿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了。6月21号，是我不吉祥的数字，在这一天我预感她失踪了，所以便要出门寻找。容容是上官瑞芳生的，可是由我养的，她是我们的女儿！寻找女儿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
时间过去得并不久远，大约是在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在我们这个大城市的街头，还可以看到炸爆米花的人。那人一般都带着不容易听懂的外地口音，头发和衣服上坠着厚厚的风尘，那人没有笑容，脾气倒挺温和，鼻翼上总是沾着两片煤炭的黑色粉末。那人拖一辆简陋的平板车，平板车上放着爆米花的家伙，黑乎乎的炮弹一样的家伙，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样子，很有吸引力和威慑力的。这威慑力就体现在平板车的后面，总是遥遥地跟随着几个畏畏缩缩的小孩子，兴奋，好奇，又害怕。在70年代的这群孩子中，就有我和上官瑞芳。我们梦游一般地尾随着那人。那人停下他的平板车，甩一把鼻涕，把手指头在鞋帮上擦干净。然后一板一眼地卸下他的家伙。那一堆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家伙，被那人有条有理的，动作熟练的，胸有成竹的装配好了。那人的右手是风箱，左手是炉子，炉子上架着铸铁的炮弹，炮弹有一个手动的转盘。那人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转动炮弹，在他感觉米花爆好的时候，便停下风箱，撬开炮弹，“嗵”的一声，猝不及防的巨响震耳欲聋，紧接着便是扑鼻的香气，那香气会顺风灌满整条的街道。我们亲眼看见，死气沉沉的风箱，经过那人用力地拉几下，里头就红了，蹿起了火苗，火苗烧得那个带劲啊，呼呼地作响。我们亲眼看见，装进去的米，只有小小的一碗，而到时候，倒出来的就是满满一脸盆的爆米花了。爆米花雪白，松脆，香酥，吃在嘴巴里面，牙齿特别有成就感。关键的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能够让大米的体积成若干倍地增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和上官瑞芳，远远地看着在白雾中沉着忙碌的炸爆米花人，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被大众忽略的巨大秘密。上官瑞芳庄重地攥紧我的手，说：“我坚信，这是被埋没在民间的伟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