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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
胡雪岩叱诧商场，但他“为富且仁”。他做出许多义举，如设粥厂等，尤其是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更为后人们所称道。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当时，战火连绵，瘟疫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胡庆余堂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还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光绪八年（1882），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表面上看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更深原因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另一官商盛宣怀合谋的攻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并借此飞黄腾达，而正是由于他与左宗棠关系过密，遂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破产后，他不得不遣散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留在其身边的只有 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人，他凄凉地度过了晚年，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成功为人们树立了以诚换诚的典范。他先是慧眼识珠，重金资助王有龄进京谋官，得王有龄以恩报恩。后来在左宗棠为粮饷短缺困扰时，他为左在三天内筹齐十万石粮食，得左宗棠以德报德。但胡雪岩荒淫奢侈、审势不周以及用人失察最终导致破产又给世人以警示。
晚清重臣、湘军主帅、洋务派首领曾国藩（1811～1872）更是精通以诚换诚之道的高手。他在与左宗棠几十年相处中突出表现了以诚换诚的大智慧。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出身地主家庭。他六岁即入塾；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擢内阁学士，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庭赏识。咸丰二年（19852），他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遂告假回家守孝。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三年（1853年），他奉命在湖南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他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筹建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聪明好学，心高气傲，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经三次会试落第后曾做两江总督府陶澍的幕僚，咸丰二年（1852年）由好友胡林翼保荐，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下。左宗棠出佐湘幕，“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曾国藩与张亮基、左宗棠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曾、左二人就在这个时候结成好友。后来虽然曾、左常有分歧，甚至不通书信，但曾国藩始终以诚待左。
曾、左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性格不和、政见不一。左宗棠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而曾国藩严肃、谨慎、行事沉稳，且早年也较刚直，所以二人之间难免不出矛盾。例如，有一次曾国藩去找左宗棠，见左宗棠正看小妾洗脚，便作一上联调侃说：“替如夫人洗脚。”左宗棠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曾国藩为人谦虚，有一次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曾也很不高兴。曾国藩遇事常和左宗棠商量，但左宗棠老是和他唱对台戏。曾国藩虽然大度能忍，但也难免不满，有一次就写了一条楹联，命手下给左宗棠送去。联曰：“季子自称高，隐不在山，仕不在朝，与吾所见辄相左。”左宗棠看过联条，拿起笔来很快写出了下联，命人送给曾国藩。联曰：“藩城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伊经济有何曾？”双方针锋相对，毫不相让。至于曾、左二人交恶甚至绝交，也有些人从历史的角度认为是曾、左二人为了自保和保全湘军合谋制造出的“失和”假象。
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善于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早已名满天下。曾国藩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朝庭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指说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极不应该；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使曾国藩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陷入被动局面。但是，次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地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求左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关系趋于缓和。
咸丰九年，左宗棠遭人陷害险些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篙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上疏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肃顺等大臣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咸丰十年，曾国藩聘左宗棠为幕僚。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弟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二人为幼天王是否脱逃之事而互相攻讦；但“每次上奏，必同时将奏折底稿互相抄送”。结果二人的友好关系就这样濒于破裂。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很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后来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赖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曾国藩一生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他除镇压了太平军起义外，还曾剿捻，办理天津教案。同治十一年病逝，谥文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情操决非等闲之辈。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就了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功（完成大事业）、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大儒。毛泽东青年时曾经讲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晚年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虽然人们对曾国藩也有不少责骂之词（如“曾屠户”、汉奸、卖国贼等），但他为人为官的大智慧确实有不少地方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曾国藩非常重“诚”。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有一句名言“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以诚换诚，无人不诚。曾国藩正是始终坚持他的拙诚最后换取了左宗棠的坦诚。
以诚换诚合乎人性对等交换的规律。诚实是做人的根本。每个人都应该诚实待人。有谁会希望别人不诚实对待自己呢？你希望别人对你诚实，就必须对别人诚实。诚实者，真诚、坦诚、忠诚是也。以诚换诚，人们会在相互交往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