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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早就料到洪老总会有此一问。
“首长，要解决这个问题，治标是很容易的。”
刘伟鸿没有多少迟疑，随口答道。
洪老总不由微微一笑，说道：“呵呵，口气还不小嘛。”
对于刘伟鸿，洪老总是真地越来越欣赏了。如果说当初启用刘伟鸿担纲督察局，洪老总多少还抱着一点试试看的心理，存在着实在不行马上就换人的想法，刘伟鸿太年轻了嘛，那么辽中一战，基本上让洪老总心中的顾虑消失殆尽。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在一般人看来，刘伟鸿依旧还是有些纨绔，做了国务院部门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格局不高，只知道和最底层的流氓犯罪分子“斗气”。但在洪老总这样高明的政治家眼里，刘伟鸿这一招借力打力，委实高明非常，可以说将方方面面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从而采取了最佳的处置手法。
甚至于抓捕韩永光，都是刘伟鸿的一种“障眼法”。刘伟鸿深深知道，他出任督察局常务副局长，会引起很多大人物的反感，就好像他们忌恨洪副总理一样，这种忌恨也会蔓延到洪副总理身边亲近的主要干部，其中包括刘伟鸿。
要干实事，总是要得罪人的，而且会得罪很多的实权人物。
在这种情形之下，刘伟鸿表现得越精明越能干，别人对他的忌恨就越重，对他就越防范。所以刘伟鸿选择拿一个在大人物眼里压根上不得台面的流氓头子韩永光来开刀，就是想向那些大人物传达一个讯息——刘伟鸿依旧纨绔，格局不高，不足为虑。
身在政界，很多时候，并不是光坏越耀眼越好，而是越低调越好。
又要干实事，去撬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又要保持低调，不引起大家过分的关注，如何拿捏分寸，着实很不容易。
这一回，刘伟鸿就干得很出色，很到位。
现在刘伟鸿一开口就说治标很容易，洪老总益发的来了兴趣。
“那好，那你就说说看吧，这个标怎么治？”
刘伟鸿说道：“好，先说安北二重。我简单算过了，二重要重启的话，大约需要一千万左右的资金，二重还欠银行贷款将近三千万。相对于二重的规模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大。”
方黎插口说道：“不过对于安北市政府而言，一次性拿出四千万，难度也不小。分税制实行之后，安北和下面各区县的税收收入，减少很多。现在市县财政捉襟见肘，没有多少余钱剩米。这也是他们急着要卖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原因。”
刘伟鸿望了方黎一眼，闪过一抹诧异的神情。刘伟鸿诧异的不是方黎的见识，而是诧异于他的胆魄。这等于是直接在指责分税制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而分税制，今年上半年才开始实施，是洪老总入主中枢之后，所推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也是对华夏国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今后数十年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其他大举措，包括国企改制，教育产业化改革，医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等，和分税制所造成的影响比较而言，都要等而下之。
刘伟鸿对分税制，也一直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第一次在青松园和洪老总见面的时候，也略微谈到过一点，但是不深入。刘伟鸿很清楚，洪老总推行分税制的决心非常之大，任何阻力都难以动摇他的决心。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了保持中央政府权威和主导性的关键所在。不但洪老总下定决心要搞这个分税制，包括隋安东同志在内的许多中央最高层领导，都对这个制度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刘伟鸿自知阻拦不住，所以只是提了一些改良性的意见。
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
这也难怪，毕竟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一些情况是难以意料的，或许虽然能够想到，但没有现实情况作为参照，对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乃至伤害，认识都不够。
分税制对国民经济以及国民心态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在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政府推行分税制之前，所考虑的重点，只是要将税收分配的份额重现调配，从地方政府手里收取一定的分配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如果将全国的税收总额定为一百元，以前是地方政府支配六十元到七十元，中央政府支配三十元到四十元，此之谓“税收倒挂”。分税制实行之后，这种分配方式转变过来，中央政府支配七十元，地方政府支配三十元。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就有足够的财力，集中投资大项目，搞大建设。同样，中央政府手里有了大量的资金，才有足够的权威。
就好像银行系统，人民银行如果头寸周转不灵，没钱给，下面的商业银行才不会理他。
然而，这种想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开支，绝不会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减少。以前他们手里有七十元可供支配，现在忽然减少到只有三十元，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人提议，地方政府要缩减开支，裁减机构和人员，量入为出，自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开支，控制在三十元的标准之内。
其实这真是太天真了，把一切都想得十分完美，认定地方政府会进行自我约束。但现实情况是，不管哪一级政府，官爷们都绝不会委屈自己。
好，现在中央政府拿走了大头，只给我剩下三十元，我还是要过以前七十元的日子。钱不够，怎么办呢？办法很多。首先，卖企业；企业卖完了，还是不够，卖地皮；地皮不够卖，没关系，加价，再加价，总之加到够钱用的程度。同时，加税。或者不叫加税，叫征求各种费用，名义不同，实际一样。钱不够用，就从老百姓手里拿。
再苦不能苦干部嘛！
于是，原先一百元的税收总额，就变成了一百四十元甚至更多，老百姓无形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负担。
换句话说，这是政府通过税费的形式，将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民间积累的部分财富，无偿地收回到了政府手里。
加上民生经济领域的改革，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产业化等等，费用成倍成十倍的增长，群众口袋里的钱，就更多的流向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民生领域，代为政府买单。真正的负担，翻了几番都不止。民间财富自然也随之缩水。
是谓之“国进民退”。
刘伟鸿本没打算在此时和洪副总理谈论这个话题，却不曾想方黎当面就提了出来。看来方黎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洪副总理望了方黎一眼，神情并不如何的严厉。在这样的私下场合，洪副总理历来不禁止亲信部属说话，哪怕对他本人有所得罪，或者说得不是那么正确，都没关系。
上位者，必须要广开言路。
见洪老总没有要讨论分税制的意思，刘伟鸿便继续说道：“要解决二重的资金难题，还要着落在二重自身来想办法。二重的那块地皮，占地近千亩，价值超过了一个亿。如果整体出让，不但二重重启资金不成问题，银行贷款能够马上还清，还有大量的积余，完全可以在地段稍偏的郊区，重新规划一个新的第二重型机械厂，将二重整体搬迁过去。这样一来，二重的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带动郊区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于辉圣锅炉厂和其他几个情况类似的工厂企业而言，也能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难题。所以说，治标很容易。”
刘伟鸿站在那里，不徐不疾地说道，语气很是笃定。
洪副总理随即说道：“这个方案，我相信辽中的同志，肯定也能想得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二重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垮掉。这才是本质问题。如果这个本质问题不能解决，就算把二重迁到郊区去，过不了两年，同样还是会垮掉。”
“所以说，要治本。”
刘伟鸿笑了笑，缓缓说道。
第1082章 立法治本
“嗯，要治本，要治本……”
洪副总理一连说了两次，像是自言自语。领袖的思维模式，很多都是跳跃性的，也许刘伟鸿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字，忽然就触动了洪老总心里的某个问题，洪老总的思维一下子转过去了。
洪副总理依旧在慢慢踱步，来到沙发前，坐了下去，这才抬起头来，望了刘伟鸿和方黎一眼，说道：“坐吧，坐下说。”
“是。”
刘伟鸿与方黎对视一眼，分别在两侧的沙发落座，方黎习惯性地望了洪老总面前的茶杯一眼，见还有大半杯茶水，也就没有起身了。
“刘伟鸿，你说说看，怎么治本？”
“制度，用人。”
刘伟鸿依旧很简单地说了四个字。
洪老总双眉微微一扬，笑道：“怎么，刘局长转性子了，跟我惜言如金？”
刘伟鸿也不由失笑。因为见到洪副总理似乎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所以刘伟鸿便只是简单地将自己要谈的中心思想点了一下，等洪老总示下。总归要等首长的心思放到了自己身上，刘伟鸿才好详谈。
“总理，那我先谈谈制度方面吧。整个国企改制，不局限于辽中，全国都一样。全国的国企改制工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性纲领文件，更加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只有一个大方向的指导文件，说白了，咱们现在依旧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刘伟鸿笑过之后，随即正色说道。
“以前没有经历过，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当然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洪老总望了他一眼，淡然说道。
刘伟鸿却并未点头附和洪老总的话语，沉吟了一下，说道：“总理，请恕我直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提法，在过去也许是合适的。但现在是不是还要继续提这句话，我认为很值得商榷。或者说，在大方向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具体到实质性的工作上，我认为不应该过多地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观念。因为这句话，太没有规范性了。大而化之，很多领导者随性折腾，想起一出是一出，事前不经过严格的调查，不做周密的部署，想起一个自以为是的好点子，就眼睛一亮，胡乱拍桌子做决定。一旦错了，就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句话就给遮掩了过去。我觉得这样很不可取，很不科学。主要领导一句交学费，说起来容易，多简单啊。但落实下去，落实到每一个普通群众头上，这学费交得就太冤枉了。按照最简单的逻辑，谁犯的错误谁就应该去承担责任。而我们现在呢，领导犯的错误，由群众去承担。领导没有丝毫的责任，也就不可能有压力。极有可能一错再错，反正错了也不要紧嘛。国企改制，事关全局，我认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要有完整的部署，有明确的措施，最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洪老总厚重的双眉轻轻往中间一蹙，说道：“你继续说，说的详细一点。”
“好的。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就要进行相关立法的准备工作。把国企改制的方式方法，必须要遵循的基本规则，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谁违反了，就依法进行制裁。比如说韩永光这种人，我们现在要制裁他，只能以其他的罪名来判决，像杀人，强奸，妨害社会安全等等，没有哪一条罪名，是和国有资产流逝有关的。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假如韩永光不是一个流氓分子，他没有那些流氓罪名，他只是一个不法商人，勾结二重，锅炉厂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里应外合，侵吞国有资产，那么，我们用什么名义，用什么罪名去制裁他？就全局而言，韩永光这种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头子参与国企改制工作还是比较少的，多数都是一些不法商人。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或者说一个政策性的文件来针对他们这种行为进行制裁，这些人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就会变得肆无忌惮。”
方黎插话道：“我们有纪律检查机关，监督国企的领导干部。”
刘伟鸿笑了笑，说道：“官商勾结，是双方的问题。我们仅仅只盯住干部这一头，对商人这一块放任不管，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要将另外一种情形考虑在内。”
“什么情形？”
方黎马上盯着问了一句，反正是密室相谈，方黎倒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僭越。因为他对洪老总的性格，相当的了解，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话。
“那就是官商并未勾结，仅仅只是不法商人在想法侵吞国有资产。经过在辽中这么些日子的调研考察，我发现，辽中很多国有企业的负责干部，普遍思想比较僵化，很多人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目前的市场化，基本是两眼一抹黑。说白了，对于现在很多的市场运作手法，他们根本就不懂，像个固执的老农民，坚守着自己的老观念，一点都不知道变通。以这样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