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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读者喜爱的100篇情感文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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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店的信誉让人十分感动,他们默默地坚持了七年。整个过程平凡得让人流泪。
汤姆回家的那天,许多市民跑到街上,他们一定要抬一抬、摸一摸这张神奇的床
垫。人们说,汤姆的苏醒肯定与这张床垫有关。他们不但认为汤姆的苏醒是一个
奇迹,同时也认为,家具店七年来对汤姆的深情召唤功不可没。是上苍不肯放走
汤姆,一定要让他睡一睡这张床垫!就连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看了报道,
也激动地跑到一家新闻中心大加赞扬,他肯定地说:“真诚,一定会感动上帝!” 

天使在哭泣——关于俄罗斯人质事件的回忆

2004 年9 月1 日清晨,13 岁的少年苏斯兰·比加耶夫和八年级的同学一起,排
着队在校园里参加开学典礼。比加耶夫突然想去看看新装修的教室,就离开了队
伍。看完教室出来,他穿过校园,觉得口渴,便跑到喷泉边去喝水。

就在这喝水的当儿,他突然看到一辆卡车冲进了校园,车上迅速跳下几个荷枪实
弹的人。一个眉毛很浓,留着淡黄色长胡子的人拿着一把自动步枪向天开火。比
加耶夫立刻意识到,闯进校园来的是恐怖分子。他和另外两个同学赶紧逃离了。

“我真感谢上帝让我口渴,因为这挽救了我的生命。”比加耶夫说。然而,大多


数孩子没有他那么幸运,9 月1 日到9 月3 日,震惊世界的俄罗斯人质危机持续
了52 个小时,武装分子占领了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上千
名刚参加完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被赶进体育馆成为人质。他们在两昼夜
多的时间里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恐惧、饥饿、干渴,一部分人幸运地活了下来,但
最终有335 人倒在血泊中长眠不醒,其中半数是孩子。

女教师求情被杀死

当恐怖分子持枪闯入校园,将众多儿童赶往学校体育馆时,一位名叫艾尔扎·维
克多罗夫娃的女教师向恐怖分子抗议,要求让最小的孩子安全离去。一名绑匪专
心地听完了她的要求,然后问道:“你讲完了吗?”维克多罗夫娃点了点头,那
名绑匪立即举起枪将她射杀,她立刻倒在血泊中。体育馆内的气氛极其恐怖,有
位家长想让人们安静下来,结果也被恐怖分子枪杀。一名人质回忆说,他的尸体
在那里摆了很长时间,然后匪徒让人把尸体拖走,命令一些女孩清洗血迹。

与炸弹共处

关押了一千多名人质的体育馆内,恐怖分子在一人高的地方沿墙吊起了炸弹,一
侧墙上有4 个,另一侧墙上有11 个。有些个子高的人质去厕所时,头几乎都能
碰到挂得较低的爆炸物。恐怖分子用连着炸弹的金属线把孩子们围起来,又接上
了两个雷管。他们威胁说,只要谁乱动,整个房子都会爆炸,这些炸弹足以让整
个体育馆飞上天空。

为救妹妹把自己重新交还给绑匪

9 月1 日,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突然闯入别斯兰第一中学后的几分钟,
许多高年级学生趁着混乱跑到安全地带,17 岁的卡兹贝克·扎拉加索也是其中
之一。当时,卡兹贝克与一位朋友迅速冲过操场,隐蔽在一堵墙后。然而卡兹贝
克的心很快就沉了下去:他发现10 岁的妹妹阿昆达没有跟上来。年幼体弱的妹
妹动作太慢,早已掉队了。卡兹贝克惊恐地意识到妹妹也许已在绑匪的枪口下成
为了人质。他没有多想,立即掉转身子,奔回了学校,将自己交还给了绑匪。他
朝朋友大喊,他要找到阿昆达后才能离开。

在接下来的52 个小时与绑匪的对峙中,这对兄妹一直混在被绑匪劫持的一千多
名人质之中。幸运的是,卡兹贝克和阿昆达最后都安然无恙。事后,卡兹贝克说:
“恐怖分子袭击了学校的一侧,那儿是低年级学生聚集的地方。高年级学生在操
场的另一侧,他们开始逃跑。我也跑了,但我很快想到了阿昆达,于是又跑了回
去。我对她担心极了,我不能让她独自留下来。” 

拯救了百名学生的小英雄

13 岁的萨沙是个纤瘦的男孩。在爆炸发生后,恐怖分子开始屠杀被困在体育馆
中的人质。萨沙回忆说:“匪徒看到我脖子上的十字架,开始用树干顶我的胸,
要将十字架深深嵌进我的肉里,随后他们冲我大吼。我大声叫着耶稣复活。这时,


武装分子开始往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投掷手榴弹。”萨沙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
便大叫着“耶稣复活”,第一个从窗口跳出。在他的带动下,近百名学生也跟着
跳出了体育馆。

学校周围有许多低矮的房屋,家家户户门前都围有栅栏,但为了方便串门,又有
小门连通。萨沙对学校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孩子们没有在大路
上乱跑,而是冲入了校旁一家酒吧的后院。

这时,恐怖分子从墙洞中开始向四周的街道扫射。因为萨沙的逃脱路线选择正确,
从而避免了更多的伤亡。但他自己背部被严重烧伤,当记者试图采访这名小英雄
时,他已被送进医院救治。

在逃生的过程中,许多孩子是相互搀扶着跑的,有的大孩子甚至抱着更小的孩子
穿梭在枪林弹雨中。

难以平复的创痛

劫后的体育馆已成为恐怖的地狱,屋角的篮球架被烧得乌黑,地上到处都是玻璃
碴、弹片和木屑,墙上布满了弹孔。屋顶被炸开一个大洞,透过这个大洞,别斯
兰的天空蓝得令人窒息。

别斯兰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悲伤过。在人质事件结束的第二天晚上,当局允许
居民进入这所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校园,让他们亲眼目睹发生恐怖惨剧的地方,
寻找一切对他们来说还有意义的东西。

在士兵排除所有的爆炸物后,工人们开始清理废墟,用推土机将残垣断壁推倒。
而别斯兰居民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把整座学校铲平!

然而,人们心中的创痛何时才能抚平?

病床上的恐惧

7 岁的扎姆巴拉特9 月1 日刚上一年级,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噩梦般的遭遇在他
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躺在病床上,紧紧抓住妈妈的手不放松。他
全身有40%的皮肤被烧伤。醒来后他问妈妈:“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遭过绑架
吗?去年的一年级学生也遭过绑架吗?”然后他又问:“匪徒还在学校吗?”妈
妈说,匪徒已经走了。但扎姆巴拉特喃喃地说:“他们没走,他们还在那里。那
他们的枪放到哪里去了呢?”妈妈问他:“你还要买玩具枪吗?”扎姆巴拉特说:
“不买了!” 

9 月15 日,在人质悲剧发生两周后,别斯兰市的孩子们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重
新开始学校生活。

仍有不少孩子对那场屠杀心有余悸,他们显得非常紧张。在别斯兰第六中学,当


一名孩子由于迟到而遭到校长训斥的时候,他立即举起双手,摆出了投降的姿势。

当天开学的共有7 所学校,大家集体默哀一分钟,然后开始上课。
别斯兰第一中学的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返回学校。人质事件结束后,当地政府特
别安排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到黑海等地疗养。目前,仍有不少学生因在事
件中受到严重惊吓,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健康,还上不了课。而第一中学校园自那
以后一直关闭。

据当地教育部门官员称,他们会组织高年级的学生一起讨论这起悲剧事件,让他
们发表对未来的看法。别斯兰第六中学的一位教师说:“我们必须让孩子们知道
别斯兰的生活还需要继续。” 

生活还要继续,反恐正在进行。在21 世纪,反对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
对的重大问题。正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所说:“当年法西斯没有令俄罗斯屈服,
今天我们也绝对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我们相信,当天使的哭泣声远去,别斯兰还会充满生机,和平之花将再次绽放。
在劫后别斯兰第一中学的断壁残垣上,贴着一首父亲写给他遇害女儿的诗。让我
们以这首诗作为本文的结语,也以此缅怀不幸殉难的人们。

女儿,你走后爸爸第一次想写诗。居然写成了!我读给你听,你
一定能听懂。
你,正值豆蔻年华
温柔且甜美
纯洁又可爱
忽然间,你离我们而去
明媚的日子碎成无尽的长夜!
伸向你的黑手
逃脱不了惩罚
爸爸、妈妈、亲朋好友
还有世上善良的人们
定要用复仇的火焰
将恐怖分子消灭光!


二姐/雪小禅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6年,6年之后,
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同意
了。

4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是把
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4岁,小一些更容易收养。
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4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母问
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6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城,
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肥厂
的工人,伯母是纺织厂的女工,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时候还觉不出差异,
但30年之后,北京和那个小城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二姐从此离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儿,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妈妈,管自己的亲生
父母叫二叔二婶。二姐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流泪。
是啊,二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她一个小孩子远离亲生父母到一个陌生地
方去受苦,想起来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实在想得不行,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去小
城看看二姐。二姐过年过节偶尔也会回来看我们。离别,不仅仅是母亲,我们兄
弟妹也跟着泪水涟涟,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这个曾经的她温暖的家已不再是
她的家,她的家在那个贫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们还算听话,母亲在
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数渐渐少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工作忙加上心灵
上的那种疏远,二姐和我们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见到二姐,是她没考上大学。大伯带着她来北京想办法,是复读还是上班?

父母的态度很模糊,二姐是没有北京户口了,大哥因为有北京户口,很轻易就上

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虽然二姐考的分数并不低,但在河北,却连三流的大学也上

不了。父亲说:“来北京复读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个班上吧。”母亲也在一

边说:“按说,我们应该把二丫头接到北京来读书的,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这

个能力啊。如果回去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再一同想办法。”虽然大伯心中多

少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很理解父母的难处,便说:“是啊,大家都有难处,只是

怕误了二丫头一辈子呢!” 

二姐再来我们家时,已长成大姑娘了。可她的头发黄,人瘦而黑,好像与我


们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乱,总是花花绿绿的,因为新,就更显出神态的局
促来,而我们那时已经穿很时尚的牛仔裤了。母亲总是无限伤感地叹息:“唉!
苦命的孩子啊。如果当时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么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同
是一母所生,命运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这辈子恐怕最愧对的就是你二姐了……”
母亲每说起二姐,便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可是二姐始终说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
父母亲。她和大伯伯母一起来的时候,总给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好像
什么也没见过。可她对伯父伯母的爱戴和孝顺很让人感动。大伯有一次兴冲冲地
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头花,他说花了5块钱在楼下买的,二姐就喜欢得什
么似的。我心里一动,长到16岁,父亲从没有给我买过头花什么的,他这时候
已是政界要员,一天到晚嘴里挂着的全是政治。只有母亲在这个时候给二姐买许
多新衣服、食品之类的东西,想必是母亲对女儿的最好补偿吧。
那次之后,二姐直到结婚才又来。
二姐22岁就结了婚。19岁她参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厂上班,每天
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资却不高。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单位的司机,她带着那
个司机、我所谓的姐夫来我家时,我已经在北京大学上大二了,当我看到她穿得
花团锦簇带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厅时,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

间。
那时我已经在联系出国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却嫁为人妇了。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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