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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侦探矣”。归国后的刘师培，邀功心切，听说被通缉的陶成章自南洋归来；“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久之不得，难以复命，又乘革命党人不备，参加其秘密集会，终于密告成功［13］。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时刘君正满腔热情地宣传“最最新潮”的无政府主义！以前还以为是1908年10月因《衡报》被禁才“铤而走险”，故章太炎、蔡元培都尽力为其“一时糊涂”辩解；《与端方书》以及所附“弭乱十策”的披露，则表明刘君前一年归国时便已“打通关节”。
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发了洪业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这封据考写于1907年冬的输诚信，与1904年正月的劝降函（手稿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端方档”），形成绝妙的对照，让人感慨万端。“劝降”与“输诚”的对象，竟然都是满洲贵族中颇有改良思想的“端帅”！
自称“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的刘光汉，先论证一番“恢复神州之土”的必然性，而后“推心置腹”地奉劝端方：“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14］一介书生与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悬殊，决定了其“劝降”只是笑话一桩。
时过境迁，由“劝降”转为“输诚”，话可就不大好说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劝降信，刘师培则不能不先做自我检讨。照样强调自己的家学渊源，不过，这回的语气，由原先的“炫耀”，一改而为“忏悔”：束发授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3）
即便是检讨文章，刘师培也都写得章法分明，开篇即强调其初衷乃“哀民生之多艰”，并尽量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思想认识”。紧接着，笔锋一转，境界“豁然开朗”：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口。对于输诚者来说，单是骂骂“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显然还远远不够。于是，刘师培开始为如何巩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据说，最有效的补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轻也；豪民不可纵也；外观不必饰也；农业不可忽也；浇德不可长也。可这些治国方略，纯属纸上谈兵，相信端方不会感兴趣。真正体现刘君“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的志向的，还是下面这段悄悄话：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15］如何保证“徐行其志”不是“缓兵之计”，有附录的“弭乱十策”为证。十策中，最关键、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一是让刘“暗为运动”，搞垮革命派诸报刊；一是卧底暗侦，如发现孙文、黄兴等“有潜入腹地事，即行报告”。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之大致吻合。
据标点并发表此信的洪业称，他见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关系重大，希望“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16］。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辨伪的文字，倒是弟子黄侃的题记，从另一角度确认了此信的存在。
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黄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读方式”上下功夫，实在“不得要领”：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反复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
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交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
三、“洁身”与“内热”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昏”与“不昏”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气节”，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强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强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春，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精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强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