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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说：我要军事情报。她想到了男船员的家庭背景。
男船员问：你要军事情报干什么用呢？
她严肃地说：我不能告诉你。
船员端详着她的脸，他说：我可以帮助你。
女大学生像电影里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一样庄严地对视着男船员。男船员说：那次我父亲正在地下室里开会，我闯了进去，一眼看到一幅跟墙一样大的地图（一切都像是电影）。
他停下来，看到了女大学生亮晶晶的眼睛，这眼睛在说：我要的就是这个。他大着胆用手碰了一下她的乳房。她身上一颤，但脸上却是一副关注于崇高事业的神色。
他又问：你要知道些什么？
她漫无目的：什么都要。
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关系在船上过了三天，到达万县的时候停船几个小时，他便带她进城看电影。在一个普通的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一小会儿了，门口仍有稀稀拉拉的人在进场。男船员买了票，跟女孩在黑暗中摸索着找位子，他牵着她的手，牵手这个姿势在黑暗中又一次暗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坐下来不久，他便在她腿上摸索，她厌恶地皱着眉头，他于是说：这电影我也不爱看，我教给你一个办法，你不要去看电影里的故事，看所有电影，要学人家怎样打扮、穿衣，女人就是要学这个。
女大学生竟然没有从这话里听出极端的男权意识，她甚至觉得这话新奇极了，她从来想不到有人是这样看电影的。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使她一看电影就考虑影片的主题、人物的性格等等，看人家穿衣打扮的看法使她大惑不解。
散场之后他提出请她吃糖水鸡蛋，在这个莫名其妙地来到的地方，这个深不可测的夜，秋风渐起，热气蒸腾的糖水鸡蛋使她感到温情弥漫。
第二天，两人继续谈话。船员问大学生：你多大了？
二十四岁。
船员马上反应说：我二十七岁。正好比你大三岁。他盯着女大学生说：你看我长得怎么样？我身体很好，我会使你生儿子的，我事先吃点儿人参，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怎么样？生下的儿子肯定又壮又聪明，小时候我来养，长大了跟你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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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7） 他又问女大学生到了重庆是一个人玩还是有伴，女大学生如实答道：一个人。
于是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了，男船员说：那我陪你玩，我有假期，我会使你过得很幸福的。
男船员用了幸福这样一个书面语言，显得有些生硬，这点生硬使这个被用得烂熟的词变得有些陌生，正如电影的另一种看法一样，让多米感到新鲜，使她感到，也许有着另一种她从来不知道的幸福。
男船员刚刚完成将一个姑娘诱拐到岸上的全部准备，船就到岸了。多米的同学负责地到码头上来接她，男船员跟她约好，第二天一早领她到温泉去。
他们找到一家旅馆，他让她在一旁看着两个简单的挎包，他去服务台办手续，似乎手续办得不顺利，他只好让她把工作证拿过来。她走过去，看到他用臂肘压着一张纸，这纸的下端是一个淡红的公章，上面写着他的单位的名称，多米不知道这就是空白介绍信，她更不知道、也压根儿不会想到，那上面证明他跟她是夫妻关系。
她竭力想要看清楚这张盖着公章的纸写着什么，她用手推他的肘臂，但他死死压着不动，他对她说：你到那边等着吧。
她跟他走到一个房间跟前，门一开，她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双人床，这房间的幽闭以及床单被罩的俗艳色彩使它看上去十足一个小市民的洞房，这完全不是多米所期待的地方，她本来以为会住上大学里的集体宿舍，男女生各一幢楼（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毫不沾边的想法），没想到却碰上了一张罩着大红床罩的双人床！
她心情恶劣地坐在沙发上，男人解释说：这就是最好的房间了，价格最贵的。
多米说：我不是说这个。她生气地问：你只开了一个房间吗？
男人看看她，说：登记的时候我说咱们是夫妻。
多米气得一动不动，看起来有点像无动于衷，后来她觉得需要有所表示时，就一脚踢翻了茶几底下的字纸篓。
这个动作又慢了半拍，男人再也不担心了，他曾经害怕她嚷出去，那是一个联防治安如火如荼的时代，男人虽为偷情老手也不免心惊胆颤。
多米说：我不能跟你住一个屋。
男人响应说：不能！
你另外找地方！多米说。
男人老实地回应道：我另外找地方。
多米说：你要发誓。
男人说：好！我发誓。
多米想了想，说：你要跪下来发誓。
男人毫不犹豫，咚的一声就跪在了地板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粉红色的房间里，对着一位年轻的姑娘下跪，这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面真实地出现在多米面前，使这个耳目闭塞、不谙世事的女孩感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诗意，她将这个下跪的男人看了又看，看了个够，那男人跪着一动不动使她感到了满足。
然后她放心地到卫生间洗脸去了。
他们在外面吃了晚饭，男人说多米在路上晕车，应该早点儿休息，于是他们一吃完了就回到了房间里。
男人帮多米脱了鞋，他捏捏多米的脚，说：你真瘦。然后让她躺在床上，多米觉得累极了，她想她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她闭上眼睛，听见男人走进了卫生间，但是男人很快就出来了，他带着湿漉漉的水的气味靠到了她的枕头上，多米睁开眼睛斜他一眼：你。
男人说：我靠在旁边跟你讲讲话。
多米说：我累了。
男人说：天还没黑呢，讲讲话就不累了。
多米说：走开！
男人不作声，他扳过她的脸就吻起来，这吻销魂蚀骨，使多米全身酥软。
很轻的风从窗口潜入，掠过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阵凉意，这使她悚然一惊，她发现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经被男人完全解开了。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动作迅猛、有力、简捷、娴熟，像真正高级的艺术一样没有半点儿拖泥带水，比那个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强暴者强了一千倍。
她对那男人说：我还是处女。
男人说：你是处女？
她无辜地望着他，认真地说：是。
男人说：不可能！
多米说：我真的是处女。
男人说：不可能，我听说插过队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处女。
多米着急起来，说：可我是，我从来没有跟男人睡过觉。
男人顾不上听她的申辩，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炽热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没了。她来不及绝望就被吞没了。又像一个深渊，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经站到了深渊的边缘，男人说，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会掉下去的，但话还没说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没有开灯，房间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渊一样黑暗。多米恢复了感觉，她感到某种异物充塞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类似于木质一样的异物，又硬又涩，它毫无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
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有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种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细腻的知觉统统遮盖住了。即使在后来的几天，疼痛逐渐减轻，她也没有获得丝毫快感。
无休无止的疼痛挤压着她，她体内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体就像干涩粗糙的沙滩，两个人的身体干涩地磨擦着，使她难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绝望，总算等到了结束，她听到那男人说：你确实是处女。她闭着眼睛想：但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怀着身上的疼痛睡着了。半夜的时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说：我疼极了。但她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她无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辣痛的感觉重新升起，她开始意识到，她毫不被怜惜，她身上的这个男人丝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个恶棍和色狼，她竟眼睁睁地就让他践踏了自己的初夜。
耻辱和悲愤使她哭了起来，第一声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万马奔腾，她充满了绝望地嚎哭起来，哭声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结束了。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房间，一个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们度过了自己的初夜。这个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到了武汉，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找舒群，她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闷。当时武汉的情况很紧张，日本侵略军的战线向西延伸，窗外时时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空中经常出现狂吼怪叫的日军轰炸机，萧红只好拖着沉重的身体到处躲避。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文化人仓促向四川转移。萧红也坐船到了重庆。萧红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两个月，生下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肖凤《萧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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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8） 多米从重庆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车，这是她在看地图时忽然冒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冒出来不久，火车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车，坐上江轮到县城里去。
她在一个招待所找到了住处，那是一个双人间，一个床位三块八，同室住了一个身材长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龄，她不懈地追问她，后来问急了，那姑娘便说她三十岁。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萧红生下一个死孩子的房子，她转了几条街之后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明文字，但是没有辟为陈列馆。里面住着人家，一个退休老太太模样的人正坐在门里，双眼警惕地看着多米，把多米打算闯进去看看的愿望彻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开，她像一个负有重任的人那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个天才女作家就在这间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二十四岁成名，三十一岁夭折，有专门研究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她的纪念馆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却在这个小镇的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生了一个死孩子的屋子却挂了一块牌子，供人参观。
多米盯着那牌子看了又看，觉得它就是那个死孩子。
这是一个路标，还是一个暗示？
一个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婴，横亘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这里的隐喻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能破译。
多米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大城市装束，很有文化的样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后看那牌子，多米一转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时地看了多米一眼，两人目光对视的时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说起话来。
年轻男人说他是《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刚分去，他说他当天下午就要赶五点多钟的火车回成都。多米一听，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是的！她立即拉开随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车票让那男人看，她说：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这趟车啊！
记者高兴地说：我们正好同路。他们像两个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开始谈起了文学和人生，多米发现，她所敬仰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自愿援藏，不久前因为翻车牺牲在藏北的一条冰河里，多米为此还写了一首悼诗，当她听说她曾跟他同班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她缠着记者，反复追问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当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她扎头发用橡皮筋还是发带的问题，多米把记者逼了半天。好在记者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无奈地说：多米，你真像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