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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泰尔托运河后，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继续向施马尔根多夫、施泰格利茨、格伦瓦尔德和皮切尔多夫推进，准备与从西北部进攻的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部队连接起来，切断驻守在波茨坦和万塞的德军。几个小时内，坦克第7军成功推进到哈弗尔河，距离波格丹诺夫的部队仅有1830米。在稍远的东面，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也渡过了泰尔托运河，正在向滕珀尔霍夫机场前进。崔可夫决定，如果希特勒还在柏林城内，绝不能让他跑掉。希特勒最有可能乘私人座机由滕珀尔霍夫逃往巴伐利亚，所以苏军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占领滕珀尔霍夫机场。当时，虽然希特勒并没有这种想法，但还是派重兵把守滕珀尔霍夫机场，周围布满了隐蔽的坦克、纳粹党卫军和高射炮。据德军俘虏交代，机场地下的修理库里还存放有一些飞机和相当多的油料。崔可夫派两个步兵师分别从东西两侧包围机场，随后命令主力部队从南面向机场发起进攻。苏军冲上飞机跑道，用机枪和坦克炮向四周开火，并快速堵住了机库的出口。截至中午时分，苏军占领了滕珀尔霍夫机场。在激烈的战斗中，整个柏林城几乎燃烧起来，数百道浓烟升入空中，能见度降到只有几百码，使得飞行活动极其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当天苏军空军没有再出动大批战机对地面部队进行支援。
气数将尽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3）
在更靠东的地方，苏军近卫第39步兵师向施普雷河进发，利用一座残存的桥体，在西岸占领了一处据点。随后，他们与那里的德军展开激烈的逐屋逐街道的争夺战。当时，为了肃清德军的抵抗，快速抵达柏林，争夺“主要的战利品”———国会大厦，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在进入某个地区之前，往往首先使用重炮火力对当地的德国守军予以歼灭。根据编制，平均每个突击班配备的野战炮不少于3～4门。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里，科涅夫命令列柳申科的部队改变进攻方向，朝着柏林西部挺进，由机械化第10军进攻驻有2万德军的万塞，最迟在4月28日拿下这座要塞，同时命令机械化第6军向勃兰登堡快速挺进。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内，突击第3集团军接到命令向德国总理府西侧的动物园发起进攻，与成功夺取兰德维尔运河的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4月27日结束时，驻守柏林的德军手里只剩下东西长16公里、最宽不超过5。5公里的狭长地带。
柏林城似乎到了末日。所有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没有丝毫的生气。市民们蜷缩在地下室和掩体内，许多人被坍塌的天花板和墙壁砸死在里面。他们即使躲过了苏军的首轮炮火攻击，也会很快被红军从藏身之处驱逐出来，成群结队地赶进临时搭建的审讯中心，有的则被苏军的火焰喷射器活活烧死。在苏军还没有到达的街区，凶残的纳粹党卫军到处搜捕逃兵，迅速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吊死在附近的街灯柱子上，或者干脆将他们就地枪决。
所有柏林市民，尤其是妇女，对于苏军非常恐惧，她们惊恐不安地等待着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在很多战斗中，苏军的行为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可怕。皮娅·霍芬是舍讷贝格的一名家庭主妇，她和几个邻居主妇正在为藏在地窖里的家人准备饭菜时，突然冲进来很多苏军。她这样描述道：“我默默地举起双臂，一只手拿着刀子，另一只手拿着西红柿。但是，全副武装的红军仅仅用德语问道：‘这里有士兵吗？有国民冲锋队员吗？有枪支吗？’”当她和其他主妇摇头表示否认后，这些苏军拿走了她们的手表，随后就离开了，走时还说‘表现不错’。”其他的柏林市民，那些千方百计地在柏林城内存活下来的犹太人在苏军面前显得更加轻松，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家人一直躲藏在一个朋友那里。当时，苏军走进他们躲藏的住宅，一名军官高声喊道：“我们并不野蛮，我们会善待你们。”然而，他们在发现几支藏匿的左轮手枪和一些丢弃的军装后，就让住宅里的人们站成一排准备枪毙。西格蒙德向前迈出一步，解释说他们一家都是犹太人。西格蒙德后来向他的朋友瑞恩这样讲述道：
那名青年军官笑了笑，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割断喉咙的手势，说到现在不可能会有犹太人存活下来了。西格蒙德反复重申自己是犹太人。他看了一下那些靠墙站立着的人。就在几个星期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可以告发他，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藏身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此刻，西格蒙德大声辩解说：“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和家人藏在这间屋子里，我不能容忍你们伤害他们。这些枪支是国民冲锋队遗弃在这里的，与他们无关。”他的极力辩解救了所有人的命。这些德国人开始和苏联人相互拥抱。我们简直高兴极了！那个苏军军官给我们拿来了食物和饮料，站在一边注视着我，还催我们快吃。”
但是，并非所有的柏林市民与苏军的交往都这样令人高兴。苏军第一轮攻击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苏军的杂牌部队。他们不像先遣部队那样严守军纪，珍惜自己的军人荣誉。他们通常由囚犯组成，对于德语一无所知，并且蔑视这种语言，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城区横冲直撞，随意抢劫、杀人，甚至强奸妇女。
截至此时，德军整个防线混乱不堪。尽管通信系统还在运转，但收到的却是来自各方的令人困惑的命令，它们通常相互矛盾。希特勒不再从藏身的地下室里发出命令，而是不停地打听消息：施坦因纳现在什么地方？温克现在什么地方？他们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赶来拯救柏林？4月25日，当陆军总参谋部助理参谋长埃里希·德特勒弗森将军前往元首的地下室时，发现一切都乱了套：门口竟然没有人站岗，没有人检查他的公文包或搜查他是否携带武器（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这已经成为一套严格的程序），空瓶子随意丢弃在狭小的屋内，警卫人员只不过在地下室入口外挖了一道壕沟。最近几天，希特勒的情绪波动很大，忽而灰心绝望，决定结束生命，忽而又近乎疯狂地期盼温克尽快前来拯救柏林。汉娜·莱契是一名非常漂亮的女飞行员，也是最值得希特勒信赖的一个朋友。她回忆当时希特勒“在地下室里焦急地走来走去，手里挥舞着一张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碎掉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与他们一道策划着温克的作战方案。”
气数将尽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4）
事实上，温克根本没有打算花费太大精力抵达柏林，他当然救不了希特勒。当地下室的人们逐渐开始对温克的忠诚产生怀疑时，希特勒的“忠诚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正在积极谋求与盟国实现媾和，而后联手对付苏联。4月25日，美国驻瑞典大使向美国政府报告，收到希姆莱希望进行和谈的请求，并且将电报原文转发给美国国务院。于是，刚上任13天的杜鲁门总统为此事专门来到五角大楼。希姆莱在电文中称，希特勒如今已经病入膏肓，过不了几天就会死去。即便不是这样，他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希姆莱自愿投降，但只会向西方盟军投降，绝不向苏军投降。伯纳多特问希姆莱，如果盟国拒绝受降，他该怎么办。对方回答：“那我就到东线指挥作战，直到战死。”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杜鲁门通过保密电话，语气平静地告诉丘吉尔：“我们不能接受（希姆莱）这种建议，这样做会败坏我们的名声。我们已经和苏联人达成协议，不能够单独接受媾和。”丘吉尔也表示赞同。这件事就这样搁浅了。当斯大林接到英国和美国方面的通知，获悉希莱姆的和谈建议以及美英的共同反应后，表示非常感谢，并承诺“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红军将继续对柏林施加压力”。
两天后的4月28日，对于躲藏在地下室里的希特勒等人来说是绝望的一天。苏军已经打到了总理府。希特勒的党羽还在梦想着能听到温克前来拯救柏林、施坦因纳发动进攻等消息。晚上8时，鲍曼给海军上将邓尼茨连发几份电报，透露出地下室内当时的惊慌和妄想：
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并不敦促部队前来拯救我们，而是保持沉默。如今看来，背叛已经取代了忠诚。我们仍然呆在这里。总理府已经成为废墟。舍尔纳、温克和其他将领必须尽快来援救我们的元首，以示他们的忠诚。
但是，无论温克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挽救柏林市中心区的危局。苏军从四面八方步步紧逼，与德军展开逐条街道、逐间房屋的争夺，柏林城即将彻底毁灭。事实上，此时的德军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同作战。多数抵抗力量是绝望的“国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但他们长期缺乏后勤补给。柏林卫戍部队新任司令官魏德林将军请求德国空军空投补给物资。几架Ｍｅ－109型“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和Ｊｕ－52“容克”运输机把一些药品伞降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城市，但弹药数量却非常少。德军在向中心区撤退时，企图把一些桥梁和其他关键设施炸毁，但由于缺乏炸药，再加上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施佩尔拒绝提供桥梁设计图，使得该项计划落空。在柏林城内，人员伤亡数量迅速攀升，速度之快令人惊惧。医院和难民收容中心挤得水泄不通，大多数死去和受伤的人员还散落在街头、堆积在地下室或者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面。在市中心两个高大坚固的高射炮楼内，盘踞着数千名德军，但在苏军的猛烈炮火打击下，很快便灰飞烟灭了。
诸神黄昏 “千年帝国”灰飞烟灭（1）
罪孽深重的希特勒已经死亡，但他的狂热信徒们仍在继续战斗。直到1945年5月2日，残余的德军才放下武器向苏联红军投降，响彻柏林城上空达半个月之久的激烈枪炮声终于停息下来。苏联红军取得了柏林战役的最终胜利，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在了他们的面前———恢复和重建柏林，为它的居民们提供衣食住行等一切必需的生活条件。
德国国会大厦已经落入英勇的苏联红军手中，但柏林其他地方的战斗仍在继续。战役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最终的胜负已经非常明朗，没有人对此心存疑问。5000余名德军据守的动物园公园如今仅剩下几百码的战线了。皮尔霍罗维奇指挥的第47集团军已经夺取了从施潘道到波茨坦包括哈弗尔河西岸的大片阵地。雷巴尔科的坦克部队与步兵相互协同，继续向西北方向快速推进，清除维尔默斯多夫的街区。第7近卫坦克军奉命从措森出发，向据守韦斯滕德的残余德军快速出击。临近午夜时分，在雷巴尔科的坦克部队与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之间的457米的结合部，仍有大批德军士兵在顽抗。城市中心区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在滚滚烟雾和残垣断壁之中，以班为单位的德军守备部队和苏军突击部队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角逐。德国人如今已经完全陷入绝望之中，但仍然如同一头困兽，在疯狂地进行抵抗。眼下的形势对于德国人极为不利，除了与这座燃烧着的城市同归于尽之外，他们已经没有退路。战斗补给严重缺乏，战斗兵员数量锐减，士气在沉重打击之下几乎丧失殆尽。可以说，战争之神已经完全抛弃了德国人。在柏林城区的街道上，负责督战的党卫军恶棍们像疯狗一样四处乱蹿，强迫士兵们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但大规模的临阵脱逃行为还是灾难性地发生了，沮丧、失败和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德国军民中间蔓延开来。据统计，在柏林城临近灭亡的最后日子里，有数千名甚至上万名德国人像他们的元首希特勒一样选择了自杀。其中，仅在潘科区一个地方，在战争最后一周内就有215人自杀，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害怕落入苏联红军之手。事实上，正是德国政府部门和军事机关存放在办公室内的大量白酒，才激起了红军战士们强烈的复仇欲望，他们在摄入大量酒精之后开始在城区到处杀人、强奸、抢劫，恐怖的场面令人发指。当然，并非所有的苏军士兵都参与了这些暴行，但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于这种明显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准则的犯罪行为，一些头脑清醒的苏联军官并没有过多制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甚至放任了暴行的发生。
此时，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将军正在为如何迈出下一步而头痛万分。临近4月30日傍晚时分，他的部队仍在坚守着从柏林东北角的亚历山大广场到西南角的施派达尔市场一线，刚好成为一条对角线横穿城市中心区。根据当时的形势，他的部队必将在数小时内被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