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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往神智学说和社会主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群体默默无闻，鲜于记载，因此他们的史料具有广阔发掘余地。然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虑到后来的情形，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开拓可谓明智之举。然而，我想摆脱把丹佛的诅咒，将其打入阴间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一书问世之后，立刻对其他课题发生了兴趣，开始踏上另一条征途。我选择的道路是艺术研究，重点是美国西部绘画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艺术的学者屈指可数，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艺术临摹的人，没人对西部艺术的重大影响和丰富内涵加以分析。当时，威廉格茨曼尚未对“美国移民的西部”进行探索，雷比林顿亦没开始《野蛮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一书的创作，而我捷足先登，发表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描写爱德华克恩的书，克恩是1840年代追随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和西部地图的绘制者）的艺术家。另一部是关于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战争之后测绘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课题对视力的要求，它们需要极其敏锐的视觉，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细致的观察。
古根海姆基金会1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派我去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此行为期半年，以前我从未去过英国。我的申请写于1966到1967年，当时的视力尚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我拿到批准，办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登机启程时，已经到了1968年4月。那段时间是我的视力极度恶化的时期。我们在皮姆里科安顿下来之后，鲜艳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了不辱使命，我竭尽全力地搜寻着每一张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我跑遍了英国所有的美术馆、国家庄园和博物馆。我当时还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彩。虽然我的助视工具把很多细腻的笔触变成了印象主义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雪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帮我指出漏掉的细节。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时面对巨幅绘画随手记下来的讨论记录。
那时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赏德拉克洛瓦、博纳尔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误入歧途。我的行为有如让贝多芬当音乐评论家、请罗斯福1参加短跑比赛一样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馆的台阶，匆匆跑回住处，我们的小女儿正在
可怜巴巴地等待我们。如果雪莉能够陪伴她该有多好啊。然而，她却和我东奔西走，帮我在雨衣口袋里寻找望远镜，因为我要用它观察公共汽车的号码。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进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罗伯特弗罗斯特2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盲人却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弃了西部艺术，回到了开始起步的地方。我继续研究公有社会的现代内涵以及60年代出现的群居村。如果说有关美国早期乌托邦现象的记载寥寥无几，那么面对后来大量涌现的现代原始部落则根本无人问津。它们像一股浪潮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园里和乡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很多人交谈。时至70年代初，群居活动蒸蒸日上，我的视力却每况愈下。由于我还有良好的听觉，因此决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个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访问，将近访问了一百来个。我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它们的踪迹。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了解情况的最好去处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捎上一个搭车人，这样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偿。“我知道那个地方，顺着这条路向前走是泰伯尔山，见到红色路标往左拐，然后就能直达黑文利市。”顺着所指的方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破烂的“大众”汽车、圆顶房屋或尖顶帐篷，见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自我。况且他已年届花甲，尤其是双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专程来访。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艺术家那样胡做非为的。我们通常带着礼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或柑桔。
我们和这些群居者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旁放着录音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憧憬和规划，聆听他们回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在录入他们谈话的同时，还录进了婴儿的啼哭、猫和山羊的叫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我们听ohms，吃豆腐，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轻人在用柴禾加热的土制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别炎热，我们一边在土路上散步，一边和这些男男女女交谈，他们十分自然地脱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而我却对于他们的举动茫然不知，无动于衷。还有一次，他们递给我一截大麻，我随手扔掉。这样做不是因为厌恶，而是我把它当成胡萝卜根了。和在伦敦一样，雪莉一直在我身边随时向我做出简要的说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即使素材搜集起来十分容易，但对一位失明的历史学家来说仍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研究结果补充到《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的修订版中，当然，有关裸体和大麻一类的细节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许，我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失明改变研究课题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理查德埃图莱恩请我协助他完成“西部人物志”中的一部。那是一套为普通读者写的短篇系列丛书，颇受人们的喜爱。我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面起源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烙印。我经常琢磨社会主义的问题，和群居现象相比，它为什么在美国西部形不成气候呢？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尔海伍德是理所当然的目标。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科罗拉多和爱达荷矿工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并且只有一只眼睛。埃图莱恩的邀请给了我为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树碑立传的机会。说不定我能通过这本书为保守的西部历史增添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呢。
为了这一课题我奋力钻研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读者查阅了各种传记和辅助材料。在亨廷顿和班克劳夫特图书馆，雪莉为我朗读了一些更加晦色难懂的资料。我逐渐意识到海伍德对于盲人作家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主题。他不断地被人拖到法庭，在无数城市留下了连篇累牍的诉讼档案。联邦政府将海伍德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华盛顿记录他的行踪，在若干年里，有关他的行踪甚至具体到每一分钟的地步。我必须仔细阅读无数档案，粗略浏览根本无济于事，仅看标题和个别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并且，它意味着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为在不同地方寻找朗读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弃了海伍德，转向手稿容易合并、材料易于掌握的人物。取代这个西部激进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学家，他叫乔赛亚罗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莱的话说，放弃海伍德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理智上看，罗伊斯是一位社会哲学家，除了与我的激进情绪有点儿抵触之外，和我所从事的群居现象研究倒非常吻合。从盲人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理想的主题：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积如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这样，我先后两次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这种改变是否说明我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变化呢？从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筛选史料，评价各类文献，为证实某一事件或事实至少提供两项确凿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然而，和任何现代历史学家一样，我在内心深处玩世不恭地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没有改变。
失明迫使我改变选择的主题，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我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呢？历史学家应该能在他的史料中来去自如，但我只能选择那些适合我的主题，并且无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过滤装置。而麻烦在于，它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筛选器不再具有分离作用，反而增加了创造功能。历史蜕变成克利福德格尔茨式的文化：“涵义结构取决于人们自身的经验。”我正在创造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盲人文化，它取决于我的经验，取决于我所写出的历史作品。
失明似乎把我造就成一名相对主义者。我有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我的现实世界有别于视力健全的人。我的作品使读者感到，世界不仅美丽而且完美无缺。我有成为贝克莱1式理想主义者的危险。视力健全的人蛮横地认为视觉至上，但他们无法懂得我们通过感官感觉到的“真实”世界，我当时对此类说法颇为赞同。后来我又了解到，号称第一个懂得盲人心理学的迪德罗2把这种观点运用到道德领域，他惊呼：“我们的道德观与盲人的道德观是何等的不同啊！”
此外，对我而言，历史文献在没人朗读时，我只能以盲文的形式阅读，而盲文是如何处理其中的比喻和提喻等修辞手段的呢？不应忘记，我失明的年代正是评论界出现解析主义理论的时刻。根据解析主义者的观点，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是需要探索的中心问题，它独立于作者的意图或历史背景。我努力使自己想象，我面对着支持自己盲人文化的另外一种语言。它会取得某种效果吗？它像语言学家分析德语对歌德作品产生的影响那样重要吗？我讲的词汇是视力健全者的语言（对盲者不算重要障碍），但这些词汇的视觉形象却消失了。盲文在发明上不同于印刷的文字，它是压缩的音节，是组合的词汇。这些一连串儿的圆点千篇一律，连字型的区别都没有。词汇的基本单元不是字母，而是盲文符号。字母是开放的，利于表达，而盲文符号却是封闭的，
令人禁锢。如果雅克德里达能就明信片做出一套学问，那么他在盲文面前会有取得什么结果吗？
然而，我对盲文的解析并未成功。它对于我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哲学。失明既没有把我变成相对主义者，也没使我成为解析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感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真理按照规律自成一体，万物中心存在着基本统一。对于盲者来说，规律无法假设或假定，只能通过实践加以证实。不论是由于什么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尔海伍德，把我送入到乔赛亚罗伊斯的怀抱。
罗伊斯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容忍把盲人作为弱者，接受他们自卑的谎言。它们是导致失败和失明的原因。罗伊斯喜欢探索失败。它们为他的理想社会增加了重要内容。只要盲人懂得诚恳待人，知道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们就永远不会像长着双眼的人那样蛮横。视力健全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占据的位置是唯一能够代表和判断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历史学家却另有一番优势。也许他们能凭借意志、技能和谦逊的态度从发现历史的矛盾之处入手，发现历史的本来意义及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从而成为一个讲究实际和注重史实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前进，利用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罗伊斯一样，最终达到统一和绝对主义的境界。
不论我皈依了什么哲学，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很多学者好像驾驶着新型汽车，于不动声色之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对此，我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我的老爷车逐渐落后于他人。对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说：“我有一种即将落伍的感觉，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我们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对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时我和她一样，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来，计算机革命来临了。1983年，我在圣地亚哥参加历史学术会议时首次听说有一种会说话的电脑。马里兰弗莱斯特电脑公司的业务代表让我坐在他的终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导下往电脑里输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电脑的朗读纠正输入错误。这种机器发出的语言乍听起来十分难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从此摆脱必须请别人朗读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尴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动。此外，电脑还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价格。全套系统，包括打印机和软件在内，需要11，448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过于昂贵了。我咨询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