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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后四个字母之外，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阳光先生”这个剧名1。它既娇揉造作，又令人伤感。影片的广告给人以同样的感觉，斯塔克在广告中是“一个头脑聪明、脾气暴躁的家伙，他把失明作为一种挑战，令观众捧腹大笑。”尽管如此，“阳光先生”本身不失为一部热情洋溢的作品，其制作和表演都相当出色，盲人一类的素材不是“麦什”或“全家福”一类影片所能驾御的。1986年春夏之际，美国广播公司播放了十集“阳光先生”，由于没有继续拍摄，随后便销声匿迹。作为影视圈里的一名大学盲人教授，我的演出生涯也随之结束。
第四章 电影与光明
在我逐渐失明的最初几年，大约1972年左右，我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名为《自由蝴蝶》的影片，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的主人公名叫唐贝克，他是一位受到父母宠爱的青年盲人。他置身体与社交上的种种不便于不顾，决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服了对他百般呵护的母亲，让他到圣弗兰西斯科的一所公寓里独立生活两个月。
那座公寓是盲人世界的一个缩影，一切以盲人的意志为转移。貌似凌乱，实际上井然有序。任何东西一旦放错了位置，不但变得毫无用处，而且形同虚设。烟灰缸放错了桌子无异于放到了火星。观众通过一位19岁的女演员吉尔（由戈尔迪霍恩扮演）进入了这个世界，她住在唐的隔壁，是一位富于幻想和热情向上的女子。当她第一次来到唐的房间时，简直无法适应这个有条不紊的天地。如果挪动一下烟灰缸，他的烟灰就会弹到桌面上。此刻，我的头脑中联想起各种有关回忆不知不觉中移动了玻璃杯；咖啡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笔记随手一放就再也找不到了。
毋庸讳言，《自由蝴蝶》是一部令人伤感的作品，但它表达的正是我在失明早期开始体会到的情感。例如，下雨的一天，吉尔提议席地而坐，一起吃土豆沙拉和萨拉米香肠。可唐想出了一个更妙主意：让我们去海边儿吧！他知道一处长满棕榈树的僻静的沙滩。它在哪儿？桌子那边就是。如果你双目失明，它就会更清楚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记得有一次，我和雪莉看戏时感到极其得意，那是根据《毛发》改编而成的舞台演出。在那幕经过广泛宣传而人人皆知的裸戏中，音乐渲染加上内心想象使我感到十分煽情。雪莉抱怨说，舞台上的光线太暗了，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然而，我头脑中的舞台却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
我读瑟伯的作品时也有过同样的感触，他在书中抱怨巴黎的一家夜总会说：“直到清晨五点，我在乐队的伴奏下开始唱歌时才知道，在此之前的演出全是脱衣舞一类的东西。”他们至少应该向我讲明，他悲哀地讲道，或者从我喝香槟酒的帐单中减去四个美元。他的另一种解决方法是要求允许他“在姑娘们脱衣服时用手抚摸她们。”在伦敦的一部滑稽小品中，英国文职官员戴维布莱克霍尔受到了更为精彩的欢迎：“巴斯蒂，他看不见。就让他以盲人的方式检查你一下吧。”人们的想象力，竟是如此丰富！
我认为这正是影片《自由蝴蝶》的精华所在。盲人与正常人的竞争关键在于想象。不论听觉和触觉变得多么敏锐，想象力必须丰富。只有这样，盲人才能超过正常人。
“对于失明不要感到难为情”，唐说，“人们总是抱有心理负担。”我想，我的父母就是如此，他们对我的那种无边溺爱正是他们潜意识中对我失明感到内疚的一种表现。我怀疑，他们是否也和吉尔一样认为“盲人十分古怪”。即使我的父母不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如此。这种感觉使人们容易产生心理局限或窘迫不安。尽管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依然感到自己可能会变得十分“古怪”，我的世界逐渐模糊，需要用耳朵洞察一切，对外界的恐惧可能会使自己的脾气发生改变。
吉尔和唐发现，视觉健全者与盲人之间可以打开一条门缝。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光明与黑暗世界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沟通渠道。吉尔成为了唐的爱人，光明战胜了黑暗。在人们眼中，唐不再是备受误解的“偷窥者汤姆1”了，她“解放”了他，带他去大商店购买新衣服。他们以性为基础结合到一起。
作为二人世界以外的第三者，唐的母亲（以及我的母亲）尽管认为他们十分班配，但他们无法理解光明与黑暗能够彼此相安，因而感到惶恐。唐试图从盲人与明眼人的结合中获得独立，可一旦从这方面去证明他的价值却使他感到受到伤害。他懂得迪伦托马斯1的诗句：“我无法坦然地走入黑暗，我对日渐消失的光明暴怒不已。”然而，此刻我和雪莉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心境坦然地步入了我的黑夜。”
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促使我对盲人律师哈罗德克伦茨展开研究。借助一本有声读物，我阅读了他的自传《与风赛跑》。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克伦茨童年时代的遭遇，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七岁的时候，由于双目失明，男孩子们对他百般嘲弄，女孩子们则围着他一边跳舞一边唱道：“你看不见，你看不见。”有一位妈妈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因为他是瞎子。到了九岁，他下定决心“不做盲人世界里的盲人。”说得好，哈罗德，我要和你永在。
多年以后，我对大学里的一位盲人女士说，我觉得克伦茨对遭受别人欺辱的事过于耿耿于怀。她不愿说我孤陋寡闻，而是皱皱眉头道：她认为克伦茨的话恰如其分。她小的时候就被一个骂她是瞎子的男孩打得鼻破血流，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遭遇。她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其他孩子嫉妒盲人儿童，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因此便恶作剧。
现在我知道了她是对的。我阅读了拉塞尔描写遭受顽童戏耍的故事。他们把一只涂上胡椒的青苹果递给他，“脸上泛着诡秘的笑容，眼睛里面闪烁着得意的光芒，我完全在他们的摆布之下，但他们却毫不留情。”他认为，其他孩子害怕盲童，因为不知道如何与盲童一起玩耍。
我听说盲人因为别人说他们是骗子而遭受袭击。有一个在盲人世界里广泛流传的故事，一名警察痛打了一位盲人，因为他手里拿着导盲杆却在阅读报纸。
“我妈妈就是瞎子，”警察向这位误以为是骗子的人吼道。后来，他突然发现那人的报纸是倒拿在手中的。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盲人心中的愤怒远远超过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因此我认识到，与社会上其他受到敌视的少数群体一样，盲人如果要使自己变得坚强和富于想象，就必须像克伦茨那样积极地争取独立。克伦茨认为，他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原因在于朋友们没有对他的失明姑息迁就。例如他说，一个朋友“认为我能和他一样爬树或翻跃篱笆，而我确实具有这种能力。”这样的朋友是不容易找到的。
看电影是我们当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直乐此不疲。尽管人物的形象、动作以及色彩在我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但精彩的对话，出色的音响效果和独具匠心的制作，仍为我带来不少乐趣。用心倾听影片的背景音乐是调动情感的一种手法。通过影片的声音去揣摩宏伟的场面、燃烧的激情和欲望、人物的追求以及各种神秘的场面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看电影时，我坐在远离他人的地方，以便雪莉为我讲解。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屡试屡爽。看《上帝发疯了》这部影片时，雪莉不停地捧腹大笑，而我却无动于衷。字幕是另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尽管我们躲得老远，由雪莉为我朗读字幕，但这样做毕竟太麻烦了。因此，《Z》成为了我们看的最后一部外国电影，此后不再涉足字幕影片。
对我来说，动作少而对话多的影片是最适合的，《和安德烈吃晚饭》就是这种作品中的佳作。影片讲的是两个男人一起吃晚饭的故事。他们一个纵情声色，一个热衷学问，边用餐边倾心交谈。我看不到的饭桌上的情景，但能感觉出菜肴在影片中起的重要作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脆皮鸡、冒泡的沙司和脆嫩爽口的芦笋。我头脑中的菜谱与影片声音所表达的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次观看一部名叫《E。T。》的影片时，我们碰巧坐在一群孩子后面，他们是河畔聋哑学校的学生。他们去电影院为的是视觉上的享受，而我完全是为了去听声音。聋哑人生活在可视的世界里，那里一切都是直观的，永久而稳定；而我却生活在飘忽不定的声音世界中。在电影院里，除了我与雪莉的座位之外，其他空间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聋哑学生而言，那里的一切都是空间，从模糊的墙壁和通道，乃至银幕上的广阔天地。这里，我想说明的不是盲人与聋哑人之间的区别，而是他们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对世界感知方式上的不同。
我发现很多头脑清醒的盲人作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其中领悟最深的是我提到过的那个名叫雅克·吕塞朗的法国人1。他八岁起双目失明。他记得童年时，别人家孩子的母亲不让他们同自己玩耍，因为他是瞎子。他为他们难过，同时为所有受到所谓保护的盲人而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失去了用另一“视觉”了解世界的机会。对于盲人儿童而言，吕塞朗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视力健全者的想象，他们认为视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手段，以耳代目非但不行，而且这种“看”法十分可笑。吕塞朗感到最难过的事情之一是他与一名盲童玩耍的经历，在这种误导下他彻底失明了。吕塞朗的“第二生命”是一条充满“光明与欢乐”的小溪。他说：“我沿着溪水在岸边行走，与目的地越来越近。它打开了我的心扉，将我带入到一个所在，一个岩洞之中。那里有我发生过的一切，它们回旋激荡，良久不绝。”
几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热衷于谈论光明，这是能够理解的。然而，他们对于光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对黑暗而已。玛丽·梅科伊将其称之为“形影不离”的黑暗和“野兽”，尽管如此，它们最终还是让位于光明。梅科伊学识渊博，喜好巴尔托克2和芭蕾舞，观点尤其贴切。她对光明的看法与吕塞朗相似，她说，光明是内在的，甚至可以听到。
在感官转移方面，吕塞朗和梅科伊的观点相辅相成。探讨光明时，吕塞朗经常使用与其他感官有关的词汇，如“行进中的肌肉运动”和“岩洞内的回声”等。在各种声音中，他对语言的感觉可能更为强烈，更具有意义。人的语言好比光明溪水中流淌出来的欢快曲调，是人类的基本精华，通过语言他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对于吕塞朗，语言是心灵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东西。
对我来说，吕塞朗和梅科伊对失明世界的表达与匈牙利籍的伦敦盲人艾尔伯特·沃伊道的说法更易理解。后者认为，了解人一般是通过声音，但有时对方甚至不用开口。他说，他的直觉来自颜色：黄色说明对方是骗子；白色代表性情粗暴；蓝色代表伪君子；而红色则是真诚与体贴的象征。
韦德·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作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该与吕塞朗相似，但由于他在远
离印度的地方长大（其多卷本自传取名《异国他乡》），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现有关心灵感受方面的描写。他双目失明，远离家人，他所熟悉的声音很快便从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学校读中学，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波摩拿学院读大学，最后在牛津大学毕业。梅塔称得上是一位讲究实际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图的湖边同女友一起骑自行车。然而，每当他想到他对女友衣服的颜色一无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时，恼怒和遗憾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另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兰，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波兰籍画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约瑟夫·阿伯斯）。他喜欢读克鲁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于贝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样性格开朗，说自己属于那种喜欢航空港的人，因为那里是“运动创造危险与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产生共鸣的原因部分在于我们都是逐渐失明的。他患是视网膜色素炎，与基因遗传有关。这种病在他所属的波兰籍犹太人中较为常见，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的染色体所致。逐渐看不清颜色和形状给他带来了巨大灾难，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为他是画家。我们都曾领教过一些野蛮的疗法。我接受的蜜蜂疗法仅限于嘴唇，似乎还有点儿科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