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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
2000年8月17日，这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做妈妈了。
从母亲的怀抱里接过还在襁褓里熟睡的儿子时，我浑身都软了。襁褓里熟睡的儿子模样十分清俊。也许是一种灵性的感应，在我含着激动的泪水，注视着他甜润的脸庞的时候，儿子冲着我微微一笑，那样子生动可爱极了！孩子天真无邪的一笑，把我的思绪牵回了我出世时那个不平凡的岁月。
1967年8月13日凌晨，当启明星把孤独而明亮的光辉，照射到沈阳市202部队医院的窗棂时，我在这家医院的地下室里出世了。当时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两派武斗，时有枪战发生。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心情特别紧张，因为街上正发生激烈的枪战，正常的产房不能接生，接生的医生只能在“当权派”的监视下，把母亲和其他几位产妇转入医院地下室。
母亲上产床的时候慌乱得连鞋子都没有脱，她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孩子来到人世间会是什么感受？就这样，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我聆听着室外清脆的枪声，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上。
“是个男孩呢！”妇产医生抱着我弱小的身躯，对我母亲说。母亲欣慰地舒了一口气，看了我一眼说：“模样长得像他爸，柔弱的身体像我。”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这笑容是世界上最温柔、最美丽的。我凭着母亲向我讲述当时这段离奇的经协历，产生了这样幸福、美好的联想。
完成接生任务的医生立刻被带走了。第二天，母亲抱着我离开了医院，住进部队招待所。招待所没有人，空荡荡的，隔壁是一个装粮食的大仓库。夜晚，母亲害怕武斗时枪弹打进来误伤我们母子俩，就把床脚垫高了半米，抱着我睡到了床底下。那一晚，我和母亲睡在床下，听着窗外呼啸的枪声，熬过了担惊受怕的一夜。
刚来到人世的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我出生的第一天，他只来看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了。父亲第二次看我的时候，是来告诉母亲，说城里到处都在武斗，太危险，让母亲带我到乡下去生活一段时间。就这样，母亲抱着我，来到清源县一个普通的村庄。
我虽然出生在中国，可论身世却是地道的朝鲜人。父亲金永哲，是朝鲜平安北道咸辛人；母亲韩至善，出生在韩国山一个商人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娇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母亲的父母被炸弹夺去了生命，惟一的哥哥又失散了，母亲只好跟着大姨逃难来到中国吉林省磐石县一个朝鲜族家庭生活。大姨比母亲大八岁，成了母亲当时惟 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1956年，不甘寂寞的大姨与一个朝鲜人偷偷好上了。在一个皎洁的月夜里，大姨瞒着我的母亲，悄悄与相好的人私奔到朝鲜，丢下母亲一人在中国。大姨的自私，至今在母亲心里都是个阴影。失去了惟一的亲人，母亲成了可怜的孤女。为了生存，母亲便到别人家当保姆。母亲当时年龄只有16岁，又是出身商人家庭的娇女，自然难以承受看孩子的烦琐工作，一年多时间就辗转了七八家。母亲说，那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是令她终身难忘的。
生活的磨炼，使母亲渐渐成熟起来。后来，母亲流落到辽宁省清源县。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认识了清源县的县长。县长是朝鲜族人，看到母亲很可怜，又非常聪明伶俐，加上和自己是同乡，就把母亲收养为义女。
在县长照应下，母亲进入学校念书。母亲从小会日文，学习很用功，成绩在班里一直保持良好，18岁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岁那年，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当时很自卑，认为自己是个孤女，在选择对象时，只要家庭好，人本分，就可以了。父亲当时是一名军人，人长得也英俊，于是母亲就同意了。婚礼办得非常简单，只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母亲和父亲就走到了一起。可是父亲的家里一直看不上我的母亲，认为母亲长相一般，配不上他们家的儿子，觉得父亲找了母亲这样的女人做妻子是吃亏了，对母亲总是“另眼相看”。
可是，母亲认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思想，从没有因为父亲家人的歧视而抱怨过，反而对父亲的家人特别好。但无论母亲怎样贤惠，始终没有改变父亲家里的人对她的歧视。1964年，我姐姐出生了，取名金香兰。因当时我的大伯家没有孩子，父亲就决定把姐姐送给大伯家来养。但送去了半年以后，大伯家没有精力来抚养我姐姐，而且母亲又特别想我姐姐，就把姐姐从大伯家接回了清源县。
当时父亲在北京当兵，每年只能回来探亲两次，更多的时间，父亲和母亲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1966年，父亲从北京调到了沈阳市，在沈阳军区作战部工作。因为母亲还没有到随军的年限，所以，母亲还是带着姐姐在农村生活。1967年，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的童年始终是在母亲的家园里度过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也许是父亲不常回家，与我们相处时间少的缘故。
母亲生我姐姐的时候，奶水充足，所以姐姐的身体一直很好，人长得胖乎乎的。我出生的时候，情况就是两样了。由于“文革”时的紧张气氛，母亲的奶水被“吓回去了”。母亲说我是用白糖水加面糊糊喂养大的，所以，我小时候牙特别不好。
随着“文革”武斗的不断升级，曾经帮助过母亲的清源县县长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是他的义女，加之又是韩国人，也被当做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给揪了出来。当然，母亲是一个勤劳且人缘非常好的人，揪斗母亲的时候，周围的群众都想不通，都说，这样一个善良本分的小姑娘，怎么会是特务呢？因此，造反派揪斗母亲时，一些明理的群众反而帮母亲的忙，与揪斗母亲的造反派抗争。有时候他们让我母亲偷着跑出来，回家照看两个孩子。当时我姐姐只有三岁，我两岁。母亲回到家，看见的往往是满炕的屎尿，姐姐在炕上睡着了，我爬在门口的地上睡着了，而且我的耳朵和脸上都是屎。母亲看到眼前的情景，什么都来不及多想，只是尽快劈柴、生火，烧了一大锅热水，把我们从里到外清洗干净。母亲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天的睡眠只有两三个小时，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挨批斗，但母亲从无怨言，始终把我和姐姐拾掇得干净利落。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坚毅的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军人，每次回家，很少主动帮助母亲做事。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一次，似乎一旦抱了孩子，就损伤了他军人的尊严。父亲在部队很红，并且有一个红得发烫的绰号—“金马列”。以致后来我们家搬到沈阳城，每次全家人一起逛街，父亲总是一个人背着手在前面独自行走，而母亲却牵着我和姐姐在后面走，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往后的日子，父亲就更少回家了。因为当时母亲有海外关系，被打成特务。父亲是军人，自然要与母亲划清阶级界限。
1967~1977：童年记忆“老猫”和小猫（图）
我在三岁的时候就记事了。小时候，我在农村生活。每天早晨，姥姥领着我站在村口的路上，看着农民向田野走去。那时候，在我的印象中，稻田里的农民始终是弯着腰的。
姥姥年轻时长得很漂亮，眼睛大而乌黑，说话的声音清脆响亮。姥姥家养了两条狗和一只猫。那猫的眼睛长得和姥姥一样漂亮。看着猫的眼睛，我觉得姥姥仿佛就是猫变的。姥姥像一只猫，而我，就等于整日被一只“老猫”和小猫看护着。姥姥非常喜欢我，经常在邻里面前夸我聪明。我三岁的那年冬天，姥姥给我缝制好了一件棉衣。该挖扣眼时，姥姥叹息着说：这棉衣，挖了扣眼，冷风就容易钻进来，但这扣眼又必须挖才行啊！
姥姥犹豫着，希望想出其他的办法。我灵机一动，在姥姥的针线包里翻出一个暗扣，递给姥姥说：“姥姥，安上暗扣，就不用挖扣眼了。”姥姥眼睛一亮，说我的脑袋瓜真聪明，这么小的年龄，就能想出大人想不出的办法。
从小时候起，我和姐姐在个性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姐姐爱哭，而我从来没有哭过。我是个乐天派，特别懂事，人见人爱。后来，我上了幼儿园，被圈在了园子里生活。在幼小的心灵里，我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希望什么时候能拆掉这座园子，依然过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我还有个最大的心愿，希望我的妈妈是一个卖冰棍的。因为幼儿园隔壁就在做冰棍，二分钱一根，白糖水做的。那年月，能天天吃一根白糖水的冰棍，对我来说，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事啦。
我在幼儿园时就能歌善舞。节日里，常常被幼儿园老师指派做领舞的主角。我四岁第一次上舞台，当时是背诵一首赞扬《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儿歌。我走上舞台，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向我鼓掌、向我笑。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场面，一句台词也没念出来，就哇哇大哭起来。老师很着急，拿出一只苹果放在我手上，想用苹果安慰我，但我还是哭个不停。最后，老师只好把幕布拉上，露出个一米宽的缝，让我站在缝隙中间表演。有了这样的保护，我才带着哭腔，把这首儿歌勉强念了出来。也许正是这条一米宽的缝，奠定了我将来走向世界舞台的基础。
幼儿园的时光变得渐渐可爱起来。通过第一次上舞台的锻炼，我胆量就越来越大了。我一天到晚都快快乐乐，又唱又跳。我妈妈的同事们都说，我像一个活脱脱的小女孩，根本看不出男孩的个性。我非常喜欢听这种赞美我像女孩的话。说实在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自认为有着比女孩还要丰富细腻的心理感觉。记得我第一次看舞剧《白毛女》回到家，就兴奋地跳上炕台，把被子搬开，踮起脚尖，学起了白毛女跳的芭蕾舞蹈动作。而且，我还把枕巾套在头上做辫子，一边哼着歌曲，一边尽情跳着，一招一式都学得有声有色。看了舞剧《白毛女》，我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优美的舞蹈、这样好听的歌曲。印入脑海的机缘就是这样，往往一个新鲜事物的触动，就会激发出你新的欲望、新的憧憬。
1967~1977：童年记忆喜欢闻男人气味（图）
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了性的意识。在三岁以前，我总是跟着妈妈到女澡堂洗澡。我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害羞的心理。到了五六岁时，妈妈让我跟父亲到男澡堂去洗澡，我却感到不自然起来。第一次进男澡堂，我特别紧张，感到男人怎么都那么丑啊！但经过一两次后，我觉得我喜欢观察男人的身体。而且，我喜欢经常到我自认为有好感的叔叔身边去泡澡。
有一次，我妈妈有一个做纺织女工的同事，请我和妈妈到她们乡下去。我跟妈妈去了以后，在乡下住了一晚上。纺织女工有个哥哥，20出头，人长得非常英俊，一脸络腮胡子，我称他舅舅。晚上，我自然和“舅舅”同睡一床。能躺在一个英俊男人的身边，我由衷地感到幸福。我还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闻到男人身上的气息时，我就觉得，这是我需要的，我喜欢的。所以，每当妈妈说要到这个舅舅家里来的时候，我觉得比什么事都高兴，就想跟他靠近。
这时候，我父亲家有了很大的变故。当妈妈有了我和姐姐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希望父亲家里能帮上忙，也就是希望我奶奶能帮忙带带孩子。可是我父亲的哥哥（我大伯）始终对我母亲有看法，看不起我母亲，于是从中作梗，不让奶奶来我家看孩子。记得有一年，我妈妈当时正挨批斗，生活实在太辛苦，就把姐姐和我送到大伯家，让奶奶照看着我们姐弟俩。我和姐姐在大伯家住了两个月。有一次妈妈来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不懂规矩，把筷子插进盛米饭的碗里。按北方的风俗，给死人上供的时候才把筷子立起来插进米饭里。但我那时才三四岁，不懂这些规矩。我的这个举动被坐在桌子前的大伯看见了，大伯上来抡起巴掌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我莫名其妙，两眼直冒金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妈妈进来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里特别难受，但妈妈还是控制住了内心的感情。大人打孩子，永远都是对的。我妈妈默默在心里平衡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但我在心里对这个耳光记得特别清楚。我奶奶也不敢言语，因为我爷爷死得早，我爸爸是次子，大伯是长子，长兄如父，说什么算什么。当时妈妈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内心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