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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久，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光凭这一点，选取他继承大统，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无话可说。
因此，这一年的三月间，皇帝命平逆将军延信、副都统吴纳哈，领兵进驻西藏。五月间命胤祯驻兵甘州，渐次部署远征准格尔。谁想到到了康熙六十年，中原出了两件很荒唐的谋反大案。
第一件是在山东，有个盐枭叫王美公，聚众作乱，自封为‘大将军’。这场变乱，形同儿戏，很快地为官兵扑灭了。
另一处比较严重，发生在台湾南部，有个叫朱一贵的，是洪门天地会的首脑之一。平日以养鸭为生，生性任侠好客，很有些前明志士、山泽英豪、奇僧侠客，出入其门，酒酣谈兵，意兴极豪。
其时承平日久，吏治日坏。知府王珍是个贪官，苛征暴敛，民怨沸腾。康熙五十九年冬天，格外寒冷，兼以地震，失业人多，谣言四起，于是起事的机会成熟了。
朱一贵在四月十九正式竖旗，先占冈山，后攻凤山，连破清兵，五月初一占领台南府城，知府以下的文武官员，纷纷上船逃回福建。总兵欧阳凯阵亡，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诸罗县城亦为北路军所占领了。
到得五月初四，朱一贵称王建号，但民间却送了他一个‘鸭母帝’的称号。下置国师、太师、将军、都督、尚书内阁科部、巡街御史等官职。‘新贵’仍拿戏班子里的行头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后面跟着一班顽童，拍手嘻笑，了无尊严可言。
这一场叛乱在六月间也给官军平定了下去。但处置善后事宜，却颇费周折，直到年底，方始大定。于是康熙六十一年开始，皇帝又专注在征准噶尔一事上了。在正式动手之前，皇帝做了一桩看起来很普通，事后证明很错的任命，他让年羹尧兼理陕西的军务，官称由“四川总督”改为“四川陕西总督”。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皇帝圣躬不豫，而且来势很急，康熙自知不起，做了下面的安排：一件是批阅奏章，命皇三子诚亲王胤祉替代；一件是致祭孝东陵，特派皇五子恒亲王胤祺前往；还有一件事是冬至南郊大典，他命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恭代。
冬至大祭非常隆重，照例是要斋戒的，住在斋所要好几天不能自由行动。当此紧要关头，忽然有这样一个差使，胤禛大为焦急，只好假意上奏，说圣躬达和，恳求侍奉左右。皇帝自然不许，在原奏上批示：‘郊祀上帝，朕躬不能亲任，特命尔恭代斋戒大典，必须诚敬严恪，尔为朕虔诚展祀可也。’
除此以外，皇帝又派御前侍卫阿达色，连夜驰往西北军前，立召大将军胤祯回京。显然的，皇帝是怕自己一病不起，所以召回胤祯，以备继位。康熙的设计可称圆满，遗憾的是，他的盘算全然落到了空处。
雍正夺位的手段深刻已极以致一旦隆科多口衔天命宣读遗诏，多智如八阿哥胤禩者，竟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等到心里上能够接受‘皇位竟然落入四阿哥之手’这一事实时，已经错失了最宝贵的，可以提出异议的时机
雍正到底是顺位还是篡位，史家争论不休，本文不过是截取其中一方的观点加以阐述，读者不必认真。
登基之后，雍正把时间放缓了两年，这两年之中，他把全副精力用来对付各种潜在的政敌，如胤祯，胤禩，胤禟等人，待到处理得差不多了，这才准备继承先皇遗志，对青海动手——这时候，那个野心不死的罗卜藏丹增已经势力愈加庞大，在青海蠢蠢欲动——在他想来，总要做出一番可以夸耀于人的武功来，好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帝位并不是篡改遗诏得来。
于是派年羹尧为大将军，全权处理对青海反叛部落征剿战事。
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处处恩结，时时笼络，不但已经出了格，而且让人觉得肉麻，年羹尧陛见回任，皇帝立刻派人颁赏，除了貂帽，蟒袍，御笔的‘福’字、春联、鼻烟，安息香之外，还有一件四团龙貂皮褂——这最后一件衣服，是御用之物。
年羹尧在谢恩折子中陈奏明白，请求皇帝收回这一件赏赐，不久之后有朱批发回：“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
除了这些，从正月开始，赏赐更加不断，诸如荷包，玉环，人参，鹿尾，野鸡，橙柚，奶饼等食物；西洋圆规，茶叶，东珠等物事更是不一而足，总之每过十天半月，总会有赏赐传到军前。至于朱谕中的亲热之情，更加是旷古绝今。
第76节出京办差（7）
更新时间：201183015：34：46本章字数：4708
皇帝认为，自己如此笼络，又是如此支持，青海之乱，多方筹措，要兵有兵，要饷有饷，原来有可以打一点折扣的，也全部如实拨给，这样举国支持，以天下制一隅，便是换了旁人，也定然可以收犁庭之功，又何贵乎你一个年羹尧？
他的意思是要让年羹尧想办法整死身在西宁的九阿哥胤禟，而又不至于让自己背上‘杀弟弟’的恶名，方才是最好。
胤禟是‘八爷党’的中坚，人很聪明，从小在康熙身边，耳濡目染之下，也学到了很多为宫中人称之为‘圣学’的西洋知识，不过在康熙年间，这样的知识很少能够用到实际中去，但是到后来，给他发现了一种学以致用的好去处，就是用其来书写密信。
一种叫‘套格’，用来写字句比较短小的通信，方法是不论写什么，或者是一片文章，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毫无破绽，暗地里将紧要的字眼嵌在其中，犹如科场作弊的关节一样，拿到对方手中，只要把套格往原件上一覆，不相干的字被盖住，挖空的地方就是要说的话。
当然，套格有很多种，一一编号，该用那一套，事先约定，或者临时暗示。
再有一种是用外国字拼音，译成满洲话，哪一个罗马字和满洲话的某一个字‘对音’，也有一套很详细的规定。
这样的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通篇都是满洲话，拿到识得满洲话的人的手里，每一个字都认识，连成一起却如同天书一般，莫辨其意。可以保证没有漏洞。
第二个好处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把话说得很详细，不像套格之法，只能传递一些很简单的消息。
胤禟在新君登基之后，给发到西宁监视居住，胤禟知道皇帝随时随处可能找自己的麻烦，所以到了西宁之后，非常的安分守己，丝毫不敢生事，同时对属下的约束也很严，凡是与商民有所交易，绝对不允许争论多少，更不要说仗势欺人了。因此在西宁只要提起九王爷，百姓都会翘起大拇指，说他是贤王。
而在年羹尧身边的胡期恒对他说，应该礼遇九阿哥，不但要感化他不要再记挂皇帝的仇恨，甚至可以期待他将来为国所用，能够替皇上出一番力。
这就是求南反北，于皇帝的心中打算渐行渐远，更且是天真之想，不过年羹尧倒听了进去——在他心里其实也另有打算。
皇上登基，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这是朝野尽知的事实，所以凡是反对皇帝的，也无不对这两个人白眼相加，年羹尧为日后的前途计，也希望能够通过与九阿哥交好，改变众人对自己的态度。
于是，一月之中总是有个两三次，和胤禟书信往来，虽然都是泛泛之文，却也很触了皇帝心中的大忌讳年羹尧统兵数十万在外，又与自己的政敌如此关系密切，如何能够容忍？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招他进京陛见。
这时候青海之乱已经有敉平的迹象，他的恩宠又是方兴未艾，众人都以为这一次召回京中，面致慰勉不在话下，从军前回到西宁，一路上官员接待都无比热情。
年羹尧也以为是如此，现在是太保，回来必定就是太傅了。更加是志得意满。
动身之前，大宴门下，飞觞醉月，逸兴遄飞，唯有一个幕僚，叫杨介中的，既无善颂善祷之言，更无惜别的表示，就让年羹尧很觉得奇怪了。便问道：“杨先生，临别在即，何以无一言相赠？”
“我倒是有句话想奉劝，只恐大将军不肯见纳。”
年羹尧自然要辩，“杨先生这话错了，多少人说我骄恣跋扈，可是我不敢自以为是，凡有嘉言，无不拜纳，这不但是自信得过，也是在坐可以作证的，杨先生直说无妨”
“既然这样，我就不能不说了。”杨介中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急流勇退。”
一句话出口，满座皆惊年羹尧的酒意渐浓，不免心中动怒，正要行诸表面，突然醒悟过来，“杨先生，容我好好请您。”
“不敢当，大将军有酒了，明天再谈吧？”
到了第二天，年羹尧特意多留了一天，专程拜访杨介中，请教他昨天说的四个字，有何依据？
“大将军以为恩眷如何，是盛还是衰？”
年羹尧没有想到他会这么问，楞了一会儿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只觉得看不出来而已。”
“怎么会看不出来？只是大将军不肯细想而已。”
“倒要请教？”
“大将军请想，年近岁逼，雨雪载途，此时入觐，是不是一件苦差事？”杨介中说，“何不等到来年春天？”
年羹尧恍然大悟。眼下确实没有什么必须要皇上面授机宜的大事，如果是寻常述职，则以皇上过去无微不至的体恤，料事深刻的性子，一定能够想到时入冬令，雨雪纷飞，正是行旅艰苦之时，必定会等到来年春天，再行进京，于此可知，恩眷确实已经有了转衰的迹象。
不过年羹尧还是不大当回事，他自问在手中握有一道可以用来保命的‘丹书铁劵’，殊不知更速其死
这份所谓的丹书铁卷是当年他出京之前皇帝手谕的一份密旨，大约的内容是说，青海用兵，是先帝生前最后一件大事，如今罗卜藏丹增猖狂作乱，果如先帝所料，非彻底敉平，不足以慰遗志。年羹尧受命料理此事，责任甚重，为专其成，特授非常之权，倘或军前有人作乱，不问身份，便宜处置，事后奏闻。
这样的一份手谕本来是皇帝暗示他以九阿哥胤禟乱性不法为由，临时决断的诏旨，不想年羹尧居然以这样的一份文字作为保命的本钱？杨介中知道年大将军命不久矣，借着年关将近的机会，脱身而去。
年羹尧不以为意，继续上路，到了保定，又出了一件事。直隶总督李维钧是他的好友，李维钧的儿子李宗渭在西宁候补，也很得年羹尧的赏识，两家人的关系几乎已经到了福祸相共的地步。
李维钧给年羹尧出示了一份朱批的奏折，再一次让他看到了天威不测的危机。
原来直隶有个道员叫宋师曾，是年羹尧亲信的旧部之人，上年在直隶亏空了四万七千两银子的公款，为人参劾革职，本来应该抄家赔补，恰好年羹尧进京，就在皇上面前为宋某人求情。
当时年羹尧正是红得发紫，这样的小事自然一求就准，于是皇帝传喻给直督李维钧，限令宋师曾在三年之内还清亏空，到时候具折陈报——意思是亏空一旦还清，就可以让他官复原职。
四万多两银子实在不是大事，宋师曾有李维钧的帮忙，一年之内就还清了，于是李维钧遵照当初的谕旨，上了一道折子，除了说清情况之外，另有为宋师曾乞恩之意。
皇帝在这份折子上长长的批了一段话，一开头就提到了年羹尧：“为宋师曾乞恩，系尔之意见，抑或出于年羹尧之意见？若系尔意，朕即施恩，若系年羹尧之意，朕断不肯施恩也”
接下去又说年羹尧‘居心不纯’，常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接下去才说李维钧‘尔之获蒙知遇，特由于朕之赏识，自初次召见时，见尔蔼然有爱君之心，见诸辞色，所以用尔，自用之后，尔能尽心竭力，为国为民毫不瞻顾，因而遂取重于朕，又岂年羹尧所能为政耶？’
皇帝话中的内在含义很深远，大约的意思是说，让李维钧能够担任首告之员，把和年羹尧多年往来，心中所知其种种不法情事一概托出，给自己一个处置年羹尧的口实，才是任事之能臣、忠臣。
不过李维钧大约是没有领悟到皇帝的这番意思，又或者是领会了，也没有当回事，不但将奏折出示，而且劝年羹尧，不妨做及早抽身计。实在不舍得禄位的话，也要做一件皇帝一直想做而不能、不便做的事，以为固宠。
年羹尧全然不听，“那件事如今要做已经稍嫌晚了，倒不如留着那个人，做个制衡之计。”
李维钧听他居然想用九阿哥来挟制皇帝，这是一步极危险的举措，因此劝他慎重。年羹尧不听，认为皇帝恩眷虽已变衰，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总能够允许自己做一个富家翁吧？
入京之后，年羹尧大倒其霉，皇帝根基已稳，就开始有时间，有能力来调理这几个帮助他的旧臣子了。（这后面的内容，是很多读者都知道的，不缀。）
年羹尧被祸之惨，之快，都是很少有的，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权势滔天，已成尾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