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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泰自取其辱，成为大清官场上的又一则笑谈，这也不用去说。不过他出的笑话太多了，心里倒不是很当回事。
第一卷第101节盐务积弊（2）
更新时间：201183015：33：22本章字数：3905
盐课是朝廷赋税第一来源，所占比重最大。每一年收入多寡，要看官盐销路多少而定，多年来萧规曹随，内中弊端重重，难以排解。而其中最大的一项弊端，就是私盐猖獗，几占到正课的三成左右，满清历任君主，无不为此事而绞尽脑汁，意图剿灭盐政走私，不过始终收效不大。
道光初年，皇帝新君登基，也曾经下大力气整治私盐贩卖，当时的两江总督蒋攸銛（音先）奉旨主持此事。最后却弄得身败名裂，客死他乡（关于蒋攸銛的事情，不是本书的范围，略去）。
继任的是陶澍，很有一番振奋精神，而且他当年任职川东道时，便整治过川省盐务，也很有手段，将个两淮，扬州等地的盐商整治得俯首帖耳，再无原来那等浮华、豪奢之气。
盐政弊端，是从淮北淮南盐场就开始的，先说淮北：积弊在坝杠。盐从滨海盐场运出之后，要经过五个坝，每过一个，就要过称改包，未改之前称一次，改之后再称一次，故称为五杠十坝。杠者，竹杠，用来抬盐之用。
过关完毕，才能最后装载大包，运往指定销售的地点，称之为‘岸’。
在五杠十坝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处处花钱，每一引盐须费十两银子，这些钱最后都要加到盐运的成本中去，等到正式落到小民的手中，自然造成了官盐的价格远远高于私盐——这也就是私盐为什么屡禁不止的原因。
再说淮南。淮南的弊政在于浮费。这种浮费的存在，便是陶澍和两淮盐商冲突极大的最主要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的：每一年除了上缴的正课之外，盐运收入中的一部分会单独开列出来，交予扬州的盐商总会，各种乱七八糟的钱加在一起，总有贰佰数十万两之多。这些钱都是写在国家盐务正课之中的，多年沿袭而下，轻易没有人敢于插手改变。
盐商总会位于扬州，由八家主持，名为‘总商’，公会名叫‘盐公堂’，公费之中一切支出，都由这八家决定，便很有了一些假公济私，浮开公费的由头，除此之外，更有为安排私人而成立的各种务本堂，孝廉堂，每一个挂上牌子就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董事，每一年只是支给这些人的银子，就要花到二十几万两！陶澍锐意革新，只保留了作为养老院的普济堂、育婴堂、书院、义学，除了这些，其他的一切统统废除。
而实际上，除了盐商总会要靠浮费来享乐之外，还有一些人，便如同盐政，运司书役的薪工饭纸，并乏商的月折等项，盐政衙门所收的公费，匣费，也都在废除之列。（关于盐政的弊端，后面还会有仔细的文字介绍。）
那等平日里靠盐官，盐商而活的寄生虫们，一旦断了活路，自然大生恐慌，因而使用种种手段，阻挠其事，好在道光对陶澍信任有加，放手使用，历十年之久，终于收功。估计十年之间，国家增收的盐课，就多达贰仟余万两！
想当然的，他这种做法也是极度的遭恨。盐商素称豪富，平日里闲来无事，便以‘叶子牌’为消遣，本来牌上都是一些三国、水浒中的人物，因为盐商深恨陶澍，便将他以及其家人也画到牌上，有一张牌是画的两个樵夫，各自执斧，在砍伐一株桃树，以双斧伐桃（陶）咒其早死，怨毒可知。而这张牌，也是全副牌中最坏的一张——摸到这张牌，就算整把再好，也要全输！就如同牌九中的‘敝十’了。
而陶澍也算‘不孚众望’，以不到六十之龄早逝，后任的应该是林则徐，不过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陶澍死于1839年），改派陈銮奉调两江，他是陶澍的表弟，本来可以克绍箕裘，一承前任之志，不过他更加不幸，继任不到一年，就在年底病逝于任上，再其后的诸如伊里布，裕谦，牛鉴，耆英等人，碌碌之辈，皆不足数。
更糟糕的是，广东之事发作成大清有史以来最最严重的一次武装冲突，不论是八旗、绿营，面对英人的船坚炮利全数败下阵来，朝廷景况着实可怜，也就顾不得盐商们损公而肥了。几年的时间过去，竟是又恢复到了当年的纸醉金迷的烟花胜地，陶文毅满腔热血所铸就的成果，全数化为流水！
这都是本朝故事，龚裕自然熟知，而且他历任疆臣，于盐政弊端见得多了，也深知若不能一举荡涤泥沙，长期下去，只恐小民深为盐政所苦，就将有大不忍言之事发生，广西邪教之事，前车可鉴啊。
思及于此，龚裕披衣而起，命听差取来灯烛，坐到书案前草拟了一封奏折，痛陈盐政弊端。不过他是湖北巡抚，是管不到两淮盐政的，只能是就官盐到‘岸’之后的弊端做一番陈述，并请求在省内先做试行。
官盐到‘岸’，照例还要上缴一份官费，这种支出就是叫做‘匣费’，而且匣费无定额，一般每引盐加收一两二钱，同样的，都要算在成本之内。
他想要达成的，就是在这方面做文章。将匣费大幅度降低，等于便是减去了一部分官盐的成本，自然的，价钱也就会降下来。另外，他在折子中又提到了两条：第一，便是在淮北盐场行票盐之法，票分三联，分别注明数量，运销地点和限期，盐票不离，否则便以私盐论。便如同后世所用的发票。
第二条便是要狠狠的打击私盐贩卖，请皇帝下旨，责成沿江，沿湖，沿河绿营水师，八旗兵勇大力抓捕，然后依法治罪，总要让他们知道官法如炉方是正理。
龚裕能够做到地方巡抚，自然不会做那等与人争功之事，湖北省内的陋规改革可以一抒胸臆，两淮盐政一段，他只是将去年陆建瀛所上的折子中关于一改盐政弊端的文字原封不同的拿过来誊写上，其他的，一概不提。想来也不至于触陆建瀛之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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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瀛陈述的关于漕运改革深有阻力的条陈有六条，首言雇沙船之难：“……海运创始，人情观望，商船既虞压雇，复惧难交，以致畏缩避匿。”
第二条说管理不易：河运沿途负责照料，装卸漕粮的兵弁有千人之多，仍不免有失火，落水之事发生，现在改行海运，章程全都是新定，与实际情况是不是能够吻合尚不得知，承运的委员也怕有闪失，担责任。
接下来的两条是谈交米时的困难，一是同时雇佣沙船，不敷使用，这样交米的时期就会出现‘参差’，既恐‘停船待米’，又怕‘米到船稀’。而且还会影响风信。
最后的两条是谈及海运的费用，争多论少，很难调停；再有最后一节便是风信：商船赴津，风利东南，回帆又宜西北。如果第一次风势不顺，就会影响第二次的运输。
这封奏折本来也是陆建瀛无奈之举，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两江任上实在是承担了太多来自各方的求告和请托，甚至连京中的祈隽藻，也托人为他带来一封书信，隐晦的提出，请他上章皇帝，请求暂缓进行漕运改革一事。
谁知道封章奏上，引发皇帝天颜震怒！在给陆建瀛的廷寄中，皇帝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上年该员进京之时，朕曾有言：漕运之事牵涉甚广，然朕一心修改前朝弊政，正需陆建瀛等用心办差，便偶有阻力，朕也当为其一力承担。言犹在耳，而该员已生畏葸不前，驻足观望之心，诚令朕大失所望！”
除了这篇由军机处下发到总督衙门的廷寄之外，皇帝还特别在奏折的留白处加了一段文字：“你在两江如此做事，朕断断不会容许！你这样人，朕以国士待你，真真是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心存此念，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还是好好的做你的罢。”
接到奏折，陆建瀛给吓得魂飞天外！赶忙再一次上折子请罪，这一次皇帝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批了句：“知道了。”就扔到了一边。
陆建瀛心中又是懊恼，又是失悔！为人臣子者，能够上邀帝宠本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偏生自己刚刚有这样的迹象，又为人说动，上了这样一章不合时宜的奏折，想来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而近日龚裕上的关于在湖北省内就盐运浮费大得帝心相比，宦海荣枯立判，竟是来得这般的快捷！
第一卷第102节盐务积弊（3）
更新时间：201183015：33：23本章字数：4348
和陆建瀛贤与不肖形成对应的是龚裕的两篇折子，皇帝大为赞赏，连称：“这才是谋国之言！”不但是皇帝赏识，从户部银库一案中解脱出来的赛尚阿，也深为感念对方援手之德。
余光倬对赛尚阿和翁心存二人的弹劾，最终只落得个‘赛尚阿着降两级，罚俸一年，仍在军机处入值；翁心存着免去户部尚书之职，改任工部尚书，并罚俸半年。’的处置，这怎么也只能算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处理，若是说有什么损失的话，就是翁心存少了户部素称优厚的一千两饭食银子罢了。
而对于他上的第二封折子，皇帝深为意动：盐漕二政是很让人注意的，上一年和陆建瀛、杨殿邦见面的时候也说起过，不过事情总要一步一步进行，便将精力全数放到漕运之上，本来是想在漕运改革略见成效的时候再着手进行的，不过这一次湖北巡抚的一纸奏章，倒让他来了精神：“龚裕的提议，你们认为如何？”
这样的事情拿出来，皇帝总以为军机处会称是一片，谁想到众人同时停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朕在和你们说话呢？怎么了？”
赛尚阿毕竟受过龚裕的恩惠，不能不有所表示，不过盐政一事牵涉更广，而且和漕运不同的是，这其中还掺杂了内务府的缘由！“皇上有心一改前非，本是利国利民之举，只是，高宗年间之事，还请皇上深思。”
皇帝偏着头，皱着眉，一副不知所以然的神态：“高宗年间之事？是什么事？”
赛尚阿苦着脸一咧嘴：“皇上忘记了吗？高宗年间有‘两淮盐引案’……”
“朕知道，两淮盐引案历时二十二年之久方才平息下来，朕岂有不知，只是不知道你说这些做什么？”
有些话是皇帝可以说，旁人说不得的，盐课之事关系太大，以赛尚阿为首的几个军机大臣同时除掉大帽子，伏地碰头不止：“圣明无过皇上。”
“朕明白了。”皇帝沉思良久，叹了口气，随意的一摆手：“此事朕会亲自在给龚裕的折子中写明，你们……下去吧。”
“臣等不能尽述所言，不能为皇上节劳，请皇上责罚。”
“此事干系重大，也难怪尔等不敢多说。朕明白的，下去吧，下去吧。”
赛尚阿，祈隽藻等人心头暖呼呼的，深为皇上体恤老臣而感动，当即收拾仪容跪安而出。
几个人出去，皇帝盘膝坐在炕上，思考着刚才军机处重臣未敢出口的话。
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之后，其实，盐引案的开端是在乾隆十年就开始了的。
内务府掌管皇帝的私财，提出数额不等的数十百万两——这笔钱叫帑银——交付于盐商，用来牟取重利，而盐商要付出的，则是每年每一盐引中提出三两作为‘帑利’，返还给内务府，起于乾隆十年，到乾隆三十三年，二十余年间为内务府赚取了超过千万的重利，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二十余年来所有的帑利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明细数字，只有一个笼统的总数。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事情终于发作开来，皇帝下令追查，一查之下知道，这二十余年来，只是为盐商侵蚀的就有六百余万两，结交官员的，又有三四百万两之多。总计应该追赔的银子，超过一千万两！
这件事办得雷厉风行，天下震动，不过一千万两之数太过庞大，即使盐商素称豪富一时间也筹措不齐，便分期缴纳，谁知道头一两次还好，到了后面，又开始拖欠，时间一久，便不了了之。到了乾隆第五、第六次南巡的时候，因为盐商全力供应，极尽铺张之能事，皇帝心中高兴，一次性豁免了三百六十万两之多！
其实，从内务府拿钱出来作为本金，交付盐商生利这也不能算是什么了不得的过错，甚至可以说有利于皇家。不过事情坏就坏在乾隆到了中叶之后，性情变得好大喜功，六次南巡所花费的银两真如同泥沙一般，而且其中极大的一部分报效都是来自于各省盐商，作为皇帝，自然也要投桃报李。
于是，在第四次南巡的时候，便有恩旨下发，除了在事官吏将弁皆蒙赏银；所经各地普免钱粮；两淮盐商冠带荣身之外，对他们另有殊恩：‘食盐于定额之外，每引赏加一十斛。’也就是说，在每引额定的百斤之外，又给了这些人每引十斤的免税盐。
用皇帝的话来说，这是‘减一分售价之盐，即利一分食盐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