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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现在是委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续紧张压力综合症，也许等上十年八年，也许终生恢复不了。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上写：“师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穷凶极恶。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活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少得让人害怕。人生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
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
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