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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说说我的一个隐痛：未曾公开的反省与忏悔。大概是前几年的一次博士生面试，我是考官，当然掌有决定学生命运的生杀大权。有一个学生来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说了一些不恰当的大话，没有什么材料依据，也不加论证，就得出一个很可怕的大结论。而且这个学生在我看来是十分狂妄，觉得自己的就是最好最对，其实从学术上看毛病很多。我这人脾气很好，但有时也会发脾气，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愤怒起来，我就利用我的知识优势，连续向他问四五个问题，并非常严厉地训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惊恐又不以为然的神态使我一震。——应该说，指出学生的错误，提出质问，这本身并无问题，这也是教师的责任与权利；问题是我的权威心态，我的训斥中的不平等态度与霸气，这就形成了利用知识权力对学生的压抑。现在我又想起这件事儿，就觉得脸红与不安，而我已没有机会再向这个学生道歉。我这样做很可能使学生的自信心受到很大伤害，有可能影响他未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称为鲁迅所说的“精神虐杀”。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无论如何，不能以势压人，一定要与学生保持平等的关系。这还涉及另一个大问题，即对自己的讲课和学术著作的基本定位和评价。我在给1997、1998级上“话说周氏兄弟”这门课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是很诚恳的，可是大家不大注意，这里再重申一遍：无论是我的著作，还是我的讲课，无非表示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纪末，有这样一个人，这么一个钱理群，他对鲁迅、周作人或者对现代文学有这么一种看法，有这么一种思考，如此而已。然后大家听了我的课或看了我的文章，自己去做自己时代的独立思考。每一代人、每一代个体生命，他们都有自己思考的题目、方式和结论，是他人所不能代替的。但同时各代人之间、各代个体生命之间，又有某种历史连续性：我们既在继续前人的思考，又在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我讲这门课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大家去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当然会有同学拒绝思考，我也不要求大家都来思考，或者不要求大家都来做思想者。因为在现实中国，思想者既是艰难又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即使你不做思想者，我对于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请理解别人的思考。”
今天我重复这一点，是要强调，我们这门课主要意义在于我自己：这是一门为我自己而讲的课，借此机会做一点自我回顾、自我总结。对于同学们，一不是经验介绍，更不是树立样板、建立规范；相反，我要强调的是自己的研究的时代性与个人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当然，人生与学术问题也会有某种共同性，因此，讲我自己的研究、思考与反省，特别是反省，可能在某一点上对于准备或开始走上人生之路与学术之路的年轻朋友起一点启示作用：仅此而已。总而言之，我姑妄讲之，诸位姑妄听之就是了。
另一方面，我还要强调一点：任何特点都意味着某种局限与缺憾。我对我的《周作人传》有一个评价，其实是对我的所有的学术著作的自我评价，就是这是一本“具有有缺憾的价值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有明显缺憾的学者。因此，我前面说过，对我的学术与讲课存有争议是正常的现象。我上这门课，给同学们讲“我的回顾与反思”，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引发同学们对我的研究、思考，进行争议，提出质疑，和我一起来反省反思。鲁迅曾经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做教师的，最害怕的也是学生毫无反应。
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可能知道我这个课的性质了。我这个课要自述、回顾、反省，是相当个人化的课程。我在北大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快要退休了，就想给自己这一段生命历程做个小结。因此，对我这个人和学术无兴趣的同学，完全没有必要来听这门课。而有兴趣的只能是少数。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这么多人是不正常的，现在把这门课的性质讲清楚，同学们就可以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最后留下来的，我希望能够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亲切的聊天。近年来，我经常感到自己和年轻人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同学们也很难见到我。倒不是我有什么架子，实在是太忙了，年纪也大了，精力有限。大家知道，我这个人要是离开跟年轻人的交流，我的思考、学问都没有了，我是需要在和年轻人的撞击中产生思想火花的。离开北大，对我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一个固定的、经常和年轻人交流的机会，尤其是北大这群年轻人。所以我把这门课看作是和北大学生作一次比较系统的、长时间的、全面交谈的最后一个机会。
大家上这门课，要看我的书的话，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本：关于鲁迅的是《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话说周氏兄弟》，以后还会出一本《与鲁迅相遇》；关于周作人有《周作人传》、《周作人论》，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有《读周作人》。另外学术著作，还有研究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禹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还有一本书可能会频频提到，就是《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另外几本随笔集：《压在心上的坟》、《世纪末的沉思》、《六十劫语》等，大家随便翻翻就可以了。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现在开始讲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路。六十多岁讲传记材料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到七十、八十岁。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所以现在先来讲一点，其实这些材料以前都在书里写过，今天不过是系统化一点，再补充一些细节。
我曾经说过，我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
那么，我有什么“债”？简单说起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
我的家庭
先谈家庭。我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还在看他的年谱，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于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曰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外祖受王韬那一代的影响，老师强调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他的日记记载了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界对革命的反应，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到五十岁时就退休了，五十六岁（1928年）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参与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回顾与反思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1906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他应该是胡适的同学。我曾谈过二十世纪初有两次留学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主要学习人文科学，学军事，学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亲这一拨留美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科学》杂志。当时在中国比较早提倡民主科学，一个是《新青年》，另一个就是《科学》杂志。我们过去对自然科学这一块不够重视，其实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学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亲基本主张农业治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后来“好政府主义”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强调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进入体制内，这与我们今天某些知识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蒋介石1928年统一中国后，国民党也试图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有一批专家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内，我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的常务司长，相当于今天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农业思想，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观点：发展农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的要综合发展，强调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商品农业，而且从金融、信贷、生产、流通、科技、教育——各个环节发展农业经济，这些农业经济思想与今天非常接近。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个悲剧。总的说来，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我父亲是他组阁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另外一个哥哥，三哥，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后来跟穆旦他们一样作为大学生当美军翻译，以后进入外交界，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以后又到美国，做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他和父亲都属于国民党系统。
我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属于共产党系统。我们家庭有两次大分离，一次是抗战初期，父亲随国民党迁重庆，就把几个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于重庆，当时哥姐还在上海沦陷区，我们没见过面。我二姐抗战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在上海参加新四军，成为一个文工团员。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个忠实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二姐解放后才见面。还有一个在沦陷区的哥哥也参加地下党，成了南京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1948：天地玄黄》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别人不知道，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里面有两章比较特别，别的文学史家不会写，这与我的家庭遭遇有关。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可以说这一章是为我的哥哥写的。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为的是纪念我姐姐，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关知识青年与战士结合的感受，写得非常生动。我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后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的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我们家第二次大分离是1949年前后。1948年我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当时准备从上海逃到广州，再逃到台湾去。结果到上海后我母亲不肯走，因为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陈叔通和张元济当时都是进步人士，跟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我母亲不肯走。于是就让我父亲到台湾看一看，一看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经跟李欧梵先生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同年），如果当年到了台湾，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历史是说不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家第二次分离：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当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湾，后来我大哥去美国留学。我们家后来再也没团圆过，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我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贺桂梅对我这一段回忆，作了如下评点：“这个家庭故事包含的极其丰富复杂的意味，使我想起台湾学者陈光兴的文章《为什么大和解不/
可能》。那篇文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