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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她生活在幻觉里，她的幻觉与现实脱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文学上有时称其为“包法利主义”。在我看来，包法利主义和女性堂吉诃德精神特别相像。中国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很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的男性与女性关系中，男性在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因为在中国社会里，男性比较有条件较早地接触更广大的世界，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男性启蒙女性，女性是受启蒙者。但后来就出了问题：女性还要继续往前走，追求自由就要自由到底，男性跟不上了，悲剧就这样产生：女性把男性抛弃了，男性还保留着扮演启蒙者角色的感觉，一时间痛苦万分。茅盾的《创造》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男主人公把女主人公“创造”成了“新女性”，就显示出启蒙者专制主义那一面：我创造了你，你必须服从我，由我来改造。而已经觉醒了的新女性却不管这一套，而且她还要往前走一步，男人就不能接受了。小说结束时，夫妻俩谈话后，妻子走了，仆人告诉男主人：“她先走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吧。少奶奶说，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了。”还有一部是戏剧，即田汉的《古潭的声音》，也是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先是男性把女主人公从城市肉的诱惑中解救出来，给她一个灵的神光，并送回老家，自己继续在外面流浪。不料一年后回来，女主人已经到“远方”去了。原来女主人公在被灵性之光照亮以后，立刻有一种被远方的诱惑吸引住的感觉。她说她的灵魂告诉她，她不能停留，她听见家里的古潭中有一种神秘的声音在呼唤着她，这是一个内在的神的意志的呼唤。最后她跳到湖里，追随而去了。女性内在的、神的欲求被唤醒以后，就不再听从男性启蒙者的声音，而只听命于“古潭”所象征的生命的内在的呼唤和内在的需求：这也是“女性堂吉诃德”。
我的自省与自警
在九十年代初所写的这本书里，我努力地开掘“堂吉诃德”形象的丰富性：它的启蒙主义的“英雄性”、“表演性”、内在的“专制性”，以及“女性堂吉诃德”的彻底性与反叛性。同学们不难听出，我的这些发现，同时是自我发现，带有浓厚的自我反省的意识。毋庸讳言，我的研究与讲课都有着浓厚的启蒙主义的色彩。而我当时要做的，就是对这样的启蒙主义的研究与讲课进行反思。
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以至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我的讲课是不是带有“专制主义堂吉诃德”那样的色彩呢？我知道我讲课是有魅力的，但是这魅力又是应该警惕的，也就是说，我这样的启蒙式的讲课有优点也有明显的弱点，它往往形成一个“场”，整个的教室就是一个“场”，这个“场”里充满了我的声音，对诸位有吸引力，也有压迫。我记得有一次课后一位同学对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听您讲课了。听完课，一个星期中我们的寝室里全是您的声音啊。”这位学生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如果全是我的声音，压制了，以至取消了同学们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这跟我的追求——希望引发同学们的独立思考——有着巨大的矛盾。这就使我想起了我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孔庆东说过：“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时是非常迷恋，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有一种恐惧感，我也想听，但我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最角落里面。”这一躲，他就逃脱了困境。这样的反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启蒙主义的言说是有一种征服力的。某种意义上，这是启蒙本身的要求：你要启别人的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发展到极端，就是征服力，但同时，这样的“征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专制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启蒙是一把双刃剑，它有魅力，也有杀伤力。所以大家听我的课，必须有强大的反抗力量，最后你必须坚守住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绝不应被任何东西，包括我的思想与言说所淹没。其实读书也是这样。我多次讲过，经典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经典，都是博大精深，你读它会迷恋，不迷恋不行，否则进不去。但迷恋了你就要警惕，走进去不是目的，你还要能跳出来，获得独立自主性。启蒙的目的是让对象获得自己的独立，而不是将对象征服，让他臣服于你。所以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是我对启蒙主义的一个反省。不是说启蒙主义不好，而是说启蒙主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或陷阱，而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十问
我对启蒙主义的第二个反省是：启蒙到底还有没有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到底有多大？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其实“五四”以后鲁迅他们那一代也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每一次启蒙运动以后，都会有对启蒙作用的怀疑和反思。
1993年我写有一篇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这是一篇“读鲁迅作品的札记”。文收《压在心上的坟》。一开始就引用了刚才分析罗亭的那段话，强调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有两个：一是想，一是说、写。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就是想和说、写。可以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追求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和言说。对此我提出很多的问题。大概是一口气问了十个问题。
首先，知识分子和别人不同，他是读了很多书以后再来思想和说话的。和物质文化的创造者的工人、农民说话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而存在的（当然他还有新文化创造的作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想、说、写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他必须受到作为潜在知识积累的前人的思想、文字的制约。这就形成了一个陷阱，或者说潜在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当然不是必然）迷恋于前人发展得十分精致、完备的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的表达，从而失去了自我，似乎是自己在想、说、写，实际上发出的却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2。我们北大的学生有机会听很多讲座，演讲的人都很雄辩，否则就上不了北大讲台。但是只要你仔细听，就会发现讲座有两种类型：有的人虽然滔滔不绝，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他其实是二道贩子，贩卖别人的思想和言辞。这就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他会成为前人或外国人的传声筒，他的脑子已被践踏了，再来践踏大家；第二种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博学，又能把很多东西消化，消化以后他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就能启发我们的独立思考。这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同学们应当有识别力，不要被那些“二道贩子”懵住了。
第二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之间是冲突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说话他必然受到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的。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避免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样的或显或隐的干预和制约，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言说的某些特点。鲁迅就注意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都有朦胧的特点，这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有的知识分子与权势有密切关系，甚至成为权力意志的代言人，但是他又不便于说明自己与权力的关系，说话就自然朦胧；而另一类知识分子是反抗权势的，但即使他再勇敢也不能够不怕关起来，不怕杀头啊，所以说话也得朦胧一点。鲁迅就说：我在写作时自己先要抽掉几根骨头，送到编辑部去，编辑要抽掉几根骨头，主编又要抽掉几根，抽来抽去，等到读者看到文章，已经没有多少骨头了。自己在写文章时也常常考虑有些话不能这样说而要换另一种说法，这一换就模糊、朦胧了。朦胧的言说是故意为之的，这背后有权力的制约，而这制约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权力的干预、制约而达到完全自由的言说。
第三个问题是：也许有的人说自己能不顾利害。这当然是很勇敢，很可贵的。但也还会面临一个问题：你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也不行，还有其他的限制。你要经常面临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比如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男主人公涓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他开始和子君谈恋爱，后来感情发生变化，已经不爱子君了，但子君还爱着他。这时涓生就面临一个难题：我告诉不告诉她呢？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不说，就是“说谎”，这是虚伪的，违背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但说出真实，告诉子君：“我不爱你了”，却等于把真实的重负卸给了对方，特别在当时的社会里，子君会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最后她果然在孤寂中死去了，涓生也就无法摆脱内心的负疚。这就是说，无论“说”还是“不说”都要付出良心和道德的沉重代价。“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选择，是终生折磨着鲁迅和一切知识分子的人生和言说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的困境：说真话，还是说谎？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像鲁迅这样正视罢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困境，这就是我们要问的第四个问题：面对苦难，“记住”，还是“忘却”？
大家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吧，其实未必都读懂了：这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讲刘和珍怎样的勇敢，军阀怎么镇压，而是讲鲁迅自己内心的困惑。文章一开始，学生问：“先生，你写了记念文章没有？”鲁迅说：“没有。”“你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写吧。可是要写了，鲁迅又想：“写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写。但不写也不行啊。日子过去了，人们会忘记了。鲁迅说：“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是写了半天，又犹豫起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写了只不过徒然增加别人谈话的资料而已……整篇文章就是这“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这背后就是一个“记念”还是“忘却”的困惑。所以后来鲁迅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也是让鲁迅困惑终生的。其实，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经历了让你痛苦万分的事情，或者面对一个个的苦难，你是忘却还是记着它？你竭力忘却它，这就意味着回避，当然有问题，但你时刻记着，让那么沉重的记忆和现实压着你的心，你能承受吗？这就是两难选择。这里所说的记念和忘记的矛盾，和前面说的说真话与说谎的矛盾，都是人言说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这样言说就很难进入真正的自由状态。
就算你摆脱了这些困境，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你又会面临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听你说话吗？鲁迅说，要点火是需要火种的，拨动琴弦要有弦啊。没有火种再播也无用；没有弦再拨也不行。有些人既聋且哑，面对这样的人，你说给谁听呀？即使有人反对，也是一种反应，最可怕的是说了没人听，毫无反应，即无反对，也无赞同。这才是巨大的悲哀和寂寞啊！
我经常想这几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我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听，即启功先生说的：“有人喜欢有人骂”，这样自己才觉得说话有意义，最可怕的是到哪一天没人听我讲话了。记得有一个台湾的学者对我说：“钱先生……我们是讲了话没人听。”这样的“没人听”的无对象的虚空，或许是更为可怕的。
这就说到了第六个方面的问题。说与写不仅要有对象，还要有场所。这就是说，我们的说与写必须面对一个交流、对话的场域，即语言场。在这个“场”里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则，如果你讲话、写作不符合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