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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中国的西陲，他的后裔满足于能跟统治者周王那么近距离地联系。当传说般的商代被严肃的周代所取代时，就是西陲的人们渐渐接近权力之际。尽管他们希望很快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但很可能他们的血统并不出自华夏，而是出自蛮族。这周朝西陲之外的秦给予了周朝大量他们难以自己拥有的重要物资—马匹。
秦始皇的早期祖先们，因为他们在黄河西岸的牧场为周天子放牧而获得了回报。当他们获得了“嬴”这个姓氏之后第四代，我们发现他出色的后裔站在周朝第一位天子身边—当商朝被推翻之际，嬴氏家族的一位成员驾驭着战车参战，这为以后嬴氏能受封为诸侯作了准备。在史书记载方面，早期几代秦公时的历史模糊不清，据说，这个家族的一员长着鸟的身体，但能说人言。但当周朝建立十代以后，嬴氏家族在史书记载中还是作为周朝的养马者而存在的。他们之中最声名卓著的是造父，当周天子出巡到远方地区平定叛乱之际，他驾驭战车护卫周王，穿越了已知世界。
神圣的命运（3）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亚述出现了一位英主，埃及在内战中衰落，希腊则开始摆脱黑暗蒙昧的时代。在亚洲，西方的蛮夷逐渐向周王的疆土逼近。
为了保护自己的疆土，保护东方的这些民族国家，周王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公元前857年确认嬴氏家族领有周朝最西的疆土，封他为第一位秦公（秦的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种当地的谷物）。于是，嬴氏家族发现他们在拥有了自己发祥地的同时，被迫向西发展，去争得那片曾被戎狄控制的土地。他们不时地扩大着领地，他们的奋斗，毫无疑问让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在与西戎作战了三代之后，秦国勇敢善战的武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终于为他们的疆域奠定了新的格局。第二位秦公只统治了极不引人注目的几年，他的儿子秦仲被西戎俘获并处决。然而，第四代秦公，继续攫取并保持着疆土，并成了西部荒原的主人。
秦人开始以好战而闻名。第四代秦公的长子则开始在朝中统治，而不是去跟残余的西戎部落征战。秦公的封号落到了他弟弟身上，他可能想通过与西戎联姻的办法来安抚他们。
尽管在华夏诸侯看来，秦仍然是个化外之国，但它再也不是一片荒野，而是一片由周天子正式分封承认的国家，它的统治者都拥有“公”的爵位。当有的诸侯敢反对周王的时候，是秦公给予周王有力支持。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一位秦公首次为秦建立了都城，好像还获得了一块神秘的石头，它产生出的火焰能纷纷变成乌鸦。获得这样的灵物预示着一种不同凡响命运的到来—它预示着秦在日后不仅能跟周分庭抗礼，还能凌驾于它之上。然而，因为秦公和贵族们被迫继续向西开拓疆土，任何秦国贵族的野心都会在宫廷计谋下被扑灭。
阅读《史记》公元前715至前695年字里行间的记载，可以看出秦的公室被大臣控制了，间或又穿插着西方两个新部落的入侵，有一位秦公年仅11岁就即位了，当他过世之际，他的幼子继位，这位秦公五年后就被谋杀了。只有到他的长子秦武公之际，才结束了与西戎的长期战争，处决了国内的反叛者，并稳固了秦的世系。他是一个强硬的人，遥远的西方袭来阵阵风沙，连年又进行着不断征战，这一切都令他更坚强。三十年间，共换了五位秦公，但即使经历种种阴谋和斗争，最终总能出现一位更为强毅的秦公，边疆也更加稳固。
对于周王来说，秦公的日益强捍、秦国的日益扩大或许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在周王眼里，秦国不过是负责周朝马政的国家，它应该被经常性的、不时爆发的战争日益削弱，并且保证华夏的核心地区不受戎狄的侵犯。但是，从秦穆公开始，秦的注意力从西部边疆进一步转移到东方，那些已经深深开化的华夏诸国。
秦国注意着它自己的东方边界—晋国，一个实际上早就在内讧中四分五裂的大诸侯国。在公元前七世纪晚期，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秦国给予了帮助。但当秦国发生同样的旱灾之际，晋国却坐视不助，秦国仍然不断地跟西戎发生摩擦，但也有时候是跟它那开化的邻邦。秦穆公的一则著名事件就是他原打算用俘获的敌酋作牺牲祭祀神灵，但后来在劝阻下只好放弃了。
在被后来史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岁月里，一代代秦公继续跟他们的对手作战。在孔子的一生之中，秦国先后嬗替了五位秦公。孔子游历了当时大部分的国家，但他不太瞧得起秦这个刚起步的来者，认为它的粗糙和后进不值得自己光临，就没有到秦国。
孔子死后不久，公元前453年，秦国东方的邻邦晋国失去了神灵的佑助，分裂成三个小诸侯国。与此同时，秦国转变政策，跟它们都建立外交关系，旨在让它们互相不睦。然而，就在秦国获得了能向东方施加影响的机会之际，它却再次陷入了内部之争。一位秦公跟他的臣下之间政见不同导致了内战，在围攻中，秦公自尽。这位秦公的两个儿子开始争夺君位，直到公元前385年，当合法的那位继嗣者占了上风，即位为君，他的第三位堂弟则跟篡位者那牵扯进来的母亲一起溺死在河里。
神圣的命运（4）
因为此番又是一位强悍者为君，秦进一步地文明化了。在衰微无力的周王京畿上游，一座新都在咸阳建立。周王室此时衰微到了只能以重礼取悦强邻的地步。当周王祭祀神灵之际，杀牲所得的胙肉被赐给秦公，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但是，如果周王希望用贿赂和礼物能让秦公站在自己一边，他就失望了。关于一统天下的话题在这个时代早就开始被讨论，周的实际控制区域退缩着，从四面荒服退缩到王室京畿。事实上，连这最后的京畿，秦也想最终吞并。周王大概希望这不可避免的命运能采用和平的手段，比如通婚，这样一方可以继承两处的君位。然而，秦国贵族更愿意将周的京畿吞并，成为秦国的一部分。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已经不可能假设哪种办法更好了。当时，周王在其他诸侯那里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孔子的儒家继承了传统，他们认为不能对周天子更不敬。而传统却早就认为天命是可以更改的。如果“天”对周王不满意，那么，或许应该改朝换代，正如千年之前，周取代了商的天命一样。很显然，秦公认为他自己是取周王而代之的理想候选人。
在公元前361年，年轻的秦国得到了一位哲学家的效命，他是一位亡命的贵族，名叫商鞅。年轻的商鞅曾在他的故国继承了封地，但因为他所事奉的贵族公子境遇不佳，并发生了一些事，他被迫逃亡。在这位公子死期将至之际，他向国君荐举商鞅，说国君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重用商鞅，要么在他为其他国家效力之前就杀了他。不过，这位即将辞世的公子同样告诉了商鞅他对国君说的话，商鞅知道了这个暗示，于是逃亡。
《史记》并不承认商鞅的功绩，它认为商鞅从来就是个坏种，正是他那不正常的被任用导致了后来那些发端的征服战争。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商鞅匆忙逃离，他是带着对早期传统的深深鄙弃逃离的，他决心到秦国，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在极力招徕人才。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接见了他之后，他是以陈说儒家的陈词滥调作开端的，秦孝公毫无兴趣。当商鞅吊起秦孝公的胃口，开始讨论严峻的现实时，秦孝公才开始兴奋起来。到公元前359年，商鞅已不仅仅是秦国政府的一员，他开始实施他那横扫一切的计划，进行一场合法的、轰轰烈烈的改革。然而，商鞅的大部分观点跟儒家信条相抵触，秦孝公开始担心他的国家将再次被认为是无知、不开化的地方。但商鞅告诉秦孝公，他可以沿袭儒家之道，不过这将一事无成；然而如果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他将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犹豫者，将声名无获。踌躇一朝将一事无成……有独立思想者必会遭到庸人嘲笑。愚者只听说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智者能预见尚未发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虑地防止像商鞅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孔子一生都在为这样一些原则而奔走—从长者那里获取诸如准则、智慧等等。一个明智的人被认为不应对这些原则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却准备倾听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实在不比让一个无知的人掌管准则更好，而且认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实际有需要的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被重组了。什伍保甲法这种中国古老的村落编制方式变成了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这十家、五家互相监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为的人都可以获得跟战场上的甲士斩首一馘同等的奖金，而任何遗漏犯罪线索的人将被腰斩。国民们被迫成为为国家公务而劳作的机器，只有农夫和织者受到肯定，懒惰被看作不可饶恕的过错，游手好闲则将被罚做官奴隶。
然而，秦国贵族起先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国贵族们是经历战阵的，他们并不害怕用军事手段，相反，他们以之冒险，要么获得成功，要么被从公室贵族的群体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种严厉的、法西斯式的氛围，秦拥有了虎狼一般的军队，并虎视眈眈地窥视邻国，秦国从此成为一个国君沉醉于自己的宪法，并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国家。商鞅变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机器，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四面树敌。小农阶层他尚能应付，当数以千计的国人反对他的恐怖统治之际，商鞅就把他们安置到边境，这样，反对就暂时平息了。然而，他面临着旧贵族们的更大阻力，尤其当太子的助手和老师反对之际，商鞅终于对他们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圣的命运（5）
虽然秦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只是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商鞅逃脱了仇敌的制裁，当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际，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对其师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时曾多年压制住对商鞅的愤怒，商鞅当然明白这一点。现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国君，商鞅于是逃跑了。
当他逃到边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时，他被拒绝入宿，因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书。旅馆老板孜孜守法，他告密说商鞅本人来过这里了，被驱逐的官僚们又对商鞅极度仇视，因此商鞅没有能越过秦国边界。邻国又极其害怕秦国，他们拒绝接纳逃难的商鞅，最终，商鞅无路可逃，只能回到秦国，在那里，他曾挫败过阴谋政变，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他亲手创立体制下的俘虏。惠文君下令将商鞅车裂，并且诛杀他的全家。
不过商鞅的政策没有让国民们感觉到快乐，他们立即感觉到了国家政权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过了十来年，商鞅的计划开始奏效，他死后，犯罪在秦国被完全消灭，任何好战者都被充实到秦国战场的前沿。后来者会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在这些法律的强迫下，人民变得赤贫、背叛。
不过，即使是处决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开始喜欢起卑鄙的阴谋，并冷酷地谋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发出最后一笑了，因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并使这个国家的法律空前地严酷。秦国对本国国土外的生存空间的胃口毫无疑问地持续着，在惠文君执政的当年，秦军攫取了一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土地原来属于它的邻国魏国。惠文君起初将这片土地归还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并强迫这片土地上的魏国居民迁徙到魏国本土。接着这次征服，他更大刀阔斧地远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当地土著，将最后一位蜀王封为秦国爵制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让它的疆土成倍扩大，从此它的统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并且通过南方威胁到中原。历来，能据有长江上游是非常关键的，而秦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它更具锋芒，最终能够跟位于长江流域的辽阔楚国决一雌雄。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