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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到家，吕不韦问自己父亲：“一个人务农能有多少回报？”
“大概是投资的十倍。”
“那么投资珠宝奇石呢？”
“大概是一百倍。”
“那么，帮助国君建立基业呢？”吕不韦问。
“那就不可估量了！”
“我要是去务农，即使再勤勉，最多不过吃饱穿暖，”吕不韦说，“但如果我能建立一个国家，让国君登基，那么，我就可以富有到足以给子孙世袭封土！”
他到异人那里，说虽然异人在秦国王室位置低微，但因为安国君并没有合法继承人，所以异人博得他父亲的欢欣，进而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跟其他王子一样。吕不韦说：
“秦王年迈，安国君是储君，我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她没有子嗣。事实上，决定谁为子嗣是需要她提名的。你有二十多个弟兄，你既不是长子，又不是最受宠的，又长期在异国做人质。当秦昭王百年之后，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你将日夜思索用什么办法击败那些比你年长的，以及比你离他们近的兄弟呢？”
异人毫无疑问是思考过这些的。吕不韦只是准备做他的担保人，为他提供粉墨登场的机会。吕不韦相信，这问题的关键之处也正是它的解决之道，因为华阳夫人必须提名一位儿子做嗣位候选人，而她自己又没有儿子，那么她提名谁都可以。吕不韦打算自己到异人的故乡—秦国，寻求华阳夫人的支持。
这个决定虽然看上去很离奇，但吕不韦真的将未来都押在上面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显出一副资金十足，极其富有的派头，因为当异人同意时，吕不韦立刻用了不少钱，使异人变阔了。他给了异人四分之一吨金子，现在异人有能力向华阳夫人表示敬意了。在吕不韦劝说下，异人送给华阳夫人一名随从、许多礼物，吕不韦亲自送异人回国，在那里，他安排了华阳夫人的一名亲戚去做说客，文献并没有提及这名亲戚是男是女，但《史记》认为是女的，吕不韦完全有能力让华阳夫人说异人的好话，并且宣称异人是华阳夫人在赵国最喜欢的。他还捏造了一通并不那么阿谀的事实，那就是她自己的位置和安国君的宠爱并不见得会长久，只有立孝顺她的异人为嗣，她的未来才有依靠：
神圣的命运（9）
“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夫人事奉安国君并备受宠爱，即便夫人并未生育。如果夫人选定一个善良有德的儿子，并认他做法定继承人，那么，无论安国君是否在世，夫人都将受到尊敬，百年之后，夫人之子即位，夫人的地位也不会受到动摇。因为青年时代正是为日后的加倍荣耀而交易的时代，当您的美貌不再，他的恩宠也将不再。难道现在不是向安国君开口的时候吗？”
《史记》记载着这段直率却又诗歌式的话语，尽管司马迁的记载跟可能作为《史记》资料来源的《战国策》有所不同。《战国策》记载此事的顺序跟《史记》不同，而且到处都暗示了这场关于异人的外交式谈判持续的时间比司马迁记载的要长。假如我们采用《史记》的观点，那么，华阳夫人是立刻就采纳了吕不韦意见的，并且立刻就跟安国君提了，让安国君承认这个她新认的儿子为合法继嗣者。而《战国策》还记载了一些别的信息，包括异人亲自去拜见华阳夫人，此次吕不韦并没有过多地阿谀奉承，不过异人去看她的时候穿了她家乡的衣服—楚服，最终这一招获得了她的欢心。
无论异人和吕不韦用什么手段取悦她，华阳夫人总之最终到安国君面前提了，她提议让异人做子嗣，并且喋喋不休地说异人怎么个好。尽管她是以平静和不激动的口吻开始的，然而当她说到感谢安国君的宠爱而得到王妃的地位，以及她不能为他生个儿子时，她的眼泪很快流下来了。看着他最心爱的人流下眼泪，安国君很快答应了，并且送给华阳夫人一枚玉玺，作为认可让她新认的儿子作为继嗣的凭信。吕不韦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到邯郸，他此回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异人的老师。异人这下子获得了未来秦王的身份，快乐地带着他新认的父母给的许多礼物和随从，在邯郸过起了比原来好得多的生活。他甚至娶了个妻子，这对幸福的夫妇很快有了个孩子，这孩子长大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其实这故事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平静的。《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在各卷中显出抵牾。尽管司马迁编年史的资料早就被其他史料和现代考古资料所证实，但还是有一部分记载让后来的史学家认为他记载错了。主要原因是，怀疑司马迁记载有误的观点认为司马迁生活在此后两百年的汉朝，而汉朝是深深厌恶它取而代之的秦朝的。相应地，一些史家就认为司马迁就在秦始皇的出生史实上添加了一些不名誉的事实。
或许司马迁确有一些被忘却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记载的一些故事，很显然，虽然确有证人，但这证人只是一、两代的人。比如，那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这史料就来自司马迁老师的老师，这个人知道是御医夏无且把药囊砸向荆轲。但司马迁记载的下一笔（秦始皇出生）那么奇怪，它简直是一则丑闻—司马迁似乎并不像在重复一些非常明显的无稽之谈，除非他深信此事，或许当时他不得不这么写，因为有巨大的压力。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异人在那个夏天因跟一位舞女有染，于是，在公元前259年初，一个儿子出世了。这个男孩被取名“政”，就是“政治”的意思。尽管这孩子当时被命以该名可能是因为某个指代他出生这个月的同音事物。他此时姓赵，因为他是在赵国出生的，后来他改姓嬴，即他父亲的姓。后来，异人跟这位生了儿子的舞女正式结婚了，这样她就是秦国未来的王后，她的儿子也必将即位成为秦王。
但司马迁的记载中还有一个额外的故事，叙述这对夫妇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根据《史记》，这位舞女叫赵姬，是邯郸最美的美女之一，那么，毫不奇怪，她是一名妓女。同样，她是吕不韦的情妇，在跟异人第一次见面之前一直跟吕不韦住在一起。当异人地位迅速变高之后，他要摆酒酬谢吕不韦，他这么做了，当赵姬出现时他希望赵姬成为他的人，司马迁提到此事时对吕不韦的所做是很恼火的，他还指出这个舞女此时已经怀上了吕不韦自己的孩子。
神圣的命运（10）
在这件事上，除了司马迁自己说的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事情那么奇怪，嬴政出生时没有用他父亲的姓。特别是，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赵姬是跟吕不韦怀的孕，他并没有在《秦始皇本纪》中提到这一点。吕不韦无论对异人还是异人的儿子，都担当着相当于父亲的角色，是他们两人的老师，但如果司马迁这段含沙射影的记载是真的，那么，他就不仅仅是未来秦始皇的决策建议者，而且还是他的亲生父亲。
关于嬴政这一不名誉的出身，同样可以在《汉书》中找到。《汉书》是一本较晚的书，里面有一段关于秦的预言：
“秦孝公21年（前341年），母马生下一个人。秦昭王20年（前287年），有牡马死于生育。有些人将这些灾异作这样的解释：如果你的兽群生了异类，你的后代之一就要有不同的姓。秦始皇就是这么出生的，他是吕不韦的儿子。”
《汉书》是这样地嚼舌头，这样地胡说八道。它认为秦统治的危机是早就注定了的。但是，不管对嬴政出身这一断言是对还是错，在他早年的岁月里，还是有一些互相抵牾的史实记载。《史记》在详细描述他父母第一次会面的情景之后，忽然跳到对公元前257年秦侵赵的描述：一支秦军兵临邯郸，异人被赵国当地政府逮捕，因为他的国家侵略赵国，他们准备处决他。异人虽然能够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跑，吕不韦拿了600金送给看押他的卫兵。另一条史料则说华阳夫人为了让异人安全返回赵国，曾提供给异人1000金，所以吕不韦这位商人真的找到了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渠道。异人逃出邯郸大概是不容易的—必须有人留下来，当作替身蒙蔽赵国。
《史记》对此没有记载更多，不过一则中国的民间传说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故事。异人的一位仆人自告奋勇，当然他完全知道他这么做的后果是自己丧命。当异人的这位仆人穿上了异人的衣服，并且在窗口和门前做出种种特地引人瞩目的举动，吕不韦和异人已赶在赵国王室使者带来这一令人肃穆的消息（处死异人）之前逃跑。假异人祝贺了来访的王室使者，这位王室使者严肃地告诉他，愤怒的赵王决定处死他。无论赵国使者怎样对待异人，他的仆人所做的都足以蒙蔽使者，让真异人赢得时间出逃，转危为安。因为所有有关者都觉得害怕，于是被抓住的仆人被斩首了，他以此向主人表示了最后的忠诚。
这位仆人以生命为代价证实了他的忠诚。可以想象，异人后来不得不照顾这位仆人的儿子—赵高，并让他从此跟从年少的嬴政，这个故事被用来解释几十年后秦始皇当政后期发生的赵高专政事件。这位仆人、仆人的儿子，以及嬴政的母亲都姓赵，赵这个姓也曾短暂地被嬴政在早年使用过，这是不寻常的，在古代中国，无论农夫还是王子，都常常用他们出生地的地名作姓。我们虽然不可能知道在邯郸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似乎一个姓赵的家族，可能是身份低下的仆人，也可能是地方贵族，深深地卷入了后来成为秦始皇的那个男孩的早期生活中。
无论是传说故事还是确切的史料记载，都没有说明当这一切发生时，异人的妻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怎样了。在某种程度上，异人的妻子也是能躲避追捕的，这多亏了她“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富有家庭”。人们会问，假如她真的出身那么高贵，那么，《史记》早先为什么痛苦地暗示她是个妓女呢？
邯郸之围暂时为秦国长期的军事胜利画上了句号。令荀子这样的儒家高兴的是，秦军被其他诸侯的联军赶了出去。虽然这次联军的胜利不足以侵入秦国本土，它确实迫使秦国的扩张调整了一下方向。
异人没有再回邯郸。他逃到秦国掌握的地区，把他的妻儿留在了赵国。秦军继续向东推进，最后到了黄河北岸与渭河交汇处架起的浮桥边。秦军推进到魏国和韩国，还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这计划中的世界统治者雄心勃勃地继续远眺。
神圣的命运（11）
此时，周天子在名义上的世界中心—周王领地，他派出最高爵位的臣子去跟秦王谈判，希望以此让秦停止贪得无厌的领土要求。周使者等着，等着，最终秦昭王拒绝相见，于是使者几乎一无所获地回去了。他唯一的“收获”看样子就是：秦昭王模模糊糊地得到一种许可，那就是这日益年迈（至少六十多岁）的世界统治者—周王，以后再不会反对秦王的兼并了。不管这是不是周王自己的打算，他都得改变先前对秦抱有的幻想。
在公元前256年，当未来的秦始皇3岁的时候，一支秦军从都城仅用了一天的骑程就攻下了两座城池。秦和周靠得太近，因此周难于保证安全。于是周天子转变了态度，他食言抛弃原先的互不干涉政策，下令一支联盟军队迎击秦军。当秦军能逼近周天子王都之时，一支联军出现了，司马迁这么提到：“这支精锐部队的出现导致了重要的战略转折。”
秦昭王可能是被周天子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但也可能他一直以来就计划这么做，他不顾可耻的篡逆名声，下令进攻周天子领地。周天子被迫于公元前255年到秦国，跪在曾是他分封的诸侯的人跟前。年迈的周王请求秦昭王大发慈悲，他献出了三十六“城”，共计3万人，假如秦王能从已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军。
同年，年迈的周王去世了，他的人民往东逃去，秦军即刻便占领了周王领地，他们在周王领地寻找着传说中的鼎，以及其他象征周王作为天子领有天下的信物。他们尤其在寻找相传为大禹所铸的九鼎，它们是一套祭祀用器，象征着拥有统治天下的合法“天命”。
《史记》说九鼎都找到了，它们从此变更了主人。另一个故事说秦昭王只获得其中的八个，最后这只鼎被返回的敌人（周人）扔到河里去了。甚至说这最后一只鼎“飞了”，无论周天子领地的居民怎样逃逸，怎样把秦王心心念念想得到的鼎扔了，周王朝千年的统治至此真的完结了。
7年之后，当未来的秦始皇10岁，正在他母亲邯郸的屋子里玩的时候，秦昭王摧毁周朝的消息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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