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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问道：难道一个无能的君王仅仅因为他父亲是国君就能轻而易举地继续统治吗？难道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按即位惯例从候选人中挑出最有可能的那个继位就真的更好吗？当然，一个明智的君主应选择最好的宰辅来辅佐他，但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明智的君主同样应该选择最好的宰辅来取代国君本身。
一个狡猾的法家会看出吕不韦这么说的意思的。这是一个他握有最高实权的、极其明显的提示。而且各种命令正是在他的监督之下得到批准，这等于说嬴政还有另一个老师—一个终身演练政治的职业政治家，而这政治权力是吕不韦为自己谋得的。
吕不韦最显赫的继承者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人，他曾是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在儒家学说和现实状况之间斗争之际，李斯接受了后者。李斯政治生涯的开端跟孔子差不多，先是当国内的低级臣仆，他对当时寄生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论断。他瞥见灵敏而胆怯的老鼠们为一星半点食物扭打，并在人类来临之际偷着把它们搬运走，他还看见王室粮仓里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老鼠，它们吃着丰富的谷米，日益肥得流油，而且自始至终，没发任何人现这一点。因为害怕惩罚，害怕被发现之后而沦为茅厕老鼠，正是满足和安心造就了这种与其它老鼠不同的粮仓老鼠。李斯把这理论用到谋取公家利益这方面，他说性情是被经历所磨就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李斯是荀子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同时也是他老师最大的失望。当荀子发现秦国显而易见的危险倾向时，李斯则发现了对他而言黄金般的机会。当他辞别老师时说，他从老师这里所学的知识使他非常想效力于某个国君，一位资力雄厚，雄心勃勃的君主。李斯说，假如总呆在楚国这样的二流国家，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像楚国这样的国家，太胆怯，太贫弱，不足以施展伟大的抱负。李斯不愿意把他的潜力浪费在楚国—他把他受的教育比作“捕捉鹿为饵，是为了肉”，李斯不愿意在他的故国继续做一只为食物渣滓而在阴暗光线中扭打的下水道里的老鼠，他希望做一只肥肥的粮仓老鼠，不惧怕任何人，而且足吃足喝。李斯对他那不悦的老师说：“秦王现在企图吞并整个世界，做皇帝”，李斯不像其他国家贵族的儒家弟子们那样跟秦作对，他追逐着金钱，准备成为秦国主流思想的一部分。
秦王（4）
李斯真是在理想的时刻到了秦国。此刻，吕不韦深深陷于摄政的繁忙事务，他正在寻找能做秦王老师的人，而此刻，李斯三十多岁，渴望建功立业，正是理想的候选人。《史记》只用只语片言描述他到了秦国并被任用。据《史记》描述，他不是向吕不韦提建议，而是向年幼的秦王本人提建议—或许李斯真的像个尽职的老师那样，把秦王变成法家态度的君王。尽管历史记住的是嬴政制定法律并将之颁布全中国的史实，但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在他年少的时候，是法律造就了他本身。
吕不韦有其他事。当嬴政快到成年的时候，将要举行标志成年的冠礼。此后，他将亲政，吕不韦将失去一切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因此，吕不韦尽可能地拖延为秦王举行冠礼的时间，也许他在想一个办法，这办法可以让嬴政从合法即位的新国君的地位上打折扣，也许他在物色一个新的、年龄更小的，还需要让他继续摄政的候选人。
李斯做了大约十年嬴政的老师，作为老师，让他的明星学生保持生存是他的责任。正如吕不韦曾经不择手段地让异人即位成为秦王一样，李斯也决心尽力让嬴政坐在王位上。李斯建议嬴政先尽可能地容忍，直到他碰上理想时机，并能抓着对手的错误之际。李斯也同样会引用历史先例—正如秦国自己也等了漫长的时间，直至诸侯国之间自相残杀那样，作为秦王，必须等到秦廷各派力量在准备清除掉他之前就互相削弱的时候。李斯指出秦王所愿听的现实情况：“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武备和即将来临的扫除那些精疲力竭邻国的机会，就如从炉顶上清扫灰尘那么容易”，其他人也许仅能握有这些权柄一阵子，但赢政还有一张王牌—他是合法即位的国君，他只是需要等待，等待能让他羽翼丰满的合适时机。
在吕不韦摄政的早期，秦军继续进攻其他国家。赵国因为是吕不韦和赵姬的共同故国，而没有被触动。年少的秦王继续跟李斯学习，他称呼相国吕不韦为“仲父”或“亚父”，因为吕不韦从在邯郸起就一直对秦王父子有功，吕不韦作为秦王监护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国家记录在册的一件大事。后人甚至认为吕不韦本人认可“仲父”这一称号，这简直是在暗示自己是秦王真正的父亲，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嬴政的血统可疑，那么，吕不韦的位置就会慢慢不稳固，而不是变得更加稳固，难道不是吗？
吕不韦摄政期间，秦国发生了蝗灾，而且收成不好。随之而来的是疾病的爆发。即便吕不韦此刻大权在握，也只能用向任何提供千石谷米的人赐爵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秦国现在是那么辽阔，它的国土远远地延伸出起初的山谷地带，现在，它对农业、谷物的依赖比以前更重了，应该采取措施避免下一次饥馑，因为秦的政敌会利用饥馑来削弱它，并搞一些间谍阴谋。有一个这样的阴谋是由韩国策划的—在秦国国内搞一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大的灌溉设施，这个设施就是在泾水和洛水（渭水的支流北洛水）之间修筑一条运河，连接水道，向那些新占的土地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源。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完成之后，可以连年向受饥馑逼迫的秦军提供难以想象的丰富粮食。这就是郑国渠。它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在几个世纪里，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它的好处其实并不是这项计划的初衷，修建郑国渠的初衷是想尽可能地让秦国占用自己的人力物力，那样，秦国就忙于内政，没有精力再攻打邻国了。
吕不韦摄政时期，同样对商人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措施。富有的商人被赐予荣誉，他们被吸纳到政府体制中来。对吕不韦本人的背景而言，这样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显然没有时间像世袭贵族那样去接受抑制商人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如果有人用其他手段积聚财富，吕不韦认为给他们一个空头衔并把他们吸纳进来并没有什么不对。有一个人因之受益，他长期从西部边界的戎狄那里用丝绸换取动物毛皮，由此获得无穷无尽的利润，而后，他用所得财富换取名望—这个人不仅被授予贵族爵位，还被邀请在重臣出席的场合亮相。同样，一个富有的寡妇继续经营她丈夫的朱砂生意被认为是妇德的典范，得到年少秦王的表彰。这法令是由嬴政签署的，但完全是吕不韦的意思，他把这样的名誉给一个寡妇，并认为那是孀居的美德，似乎并不是出于要钱的动机。
秦王（5）
除了跟邻国的关系之外，秦国宫闱中同样存在问题。吕不韦跟赵姬开始共同摄政之际，他们二人是否还私下里见面是不清楚的。考虑到异人曾经将赵姬甩在邯郸独自逃离，好几年没跟她团圆，吕不韦和身为王后的赵姬之间的关系，比仅仅互相协助摄政要来得深厚是完全可能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和赵姬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吕不韦，这个热衷于往上爬、获得权力和地位的人，希望远离他原先的商人身份。他更热衷于他现在的角色—摄政相国。然而赵姬还有别的欲望。我们必须对后来那些含沙射影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是在深深憎恶秦的汉代建立后被记载的。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线索可以表明赵姬是不知满足的。
他们有了新的权力和新的责任，他们也从中产生了新的密谋和新的欲望。然而，作为一个母后和一个相国，在这个欲望上花太多时间不可能不引起猜疑。
赵姬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去赢得政治地位的女人，不过她遭到了关于合法性的指控。嬴政的曾祖母宣夫人是那些粗鄙流言的主体，她曾经独自设下反对西戎的计谋，她去引诱他们的头领，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然后让军队反叛他，这终于让他本人丧命，他的领土则被吞并。在后来，同样的建议曾提到汉高祖的皇后吕后跟前。还有，唐朝的皇后武则天也曾经面对这个，假如这么做的话，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就会缠绕着武则天。孔子自己在《春秋》中记载了几则臣下被国君的宠妾陷害的佚事，后来的史家或许也会被这些例子所引导—这种牺牲女子利益的做法简直是政治犯罪！不过，赵姬的故事却跟上面那些女子有所不同，因为赵姬似乎并不想把自己卷到政治生活中去。
赵姬和利用“性”来斗争的红粉战士宣太后乃至后来颠覆唐朝的皇后武则天都不同，她身败名裂的原因在史料记载中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她在三十来岁时便孀居，而后的怨妇生活让她日益憔悴，于是，她简单直接、毫无顾忌地在宫廷政治生活的核心和掌握着整个世界的巅峰之上做起吕不韦的情妇来。史料记载并没有提到她个人的感情—我们是通过与之有关系的人，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吕不韦的列传知道她被异人突然抛离的，吕不韦之所以愤怒地向他的被保护者—异人割舍他心爱的情人，可能一直留意着他更垂涎的政治目标。
我们所知的这些，为这事件的始终提供了可辨别的证据。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说，在嬴政统治的早期，当这娃娃秦王还处在劣势之际，吕不韦在酝酿一个继续占有赵姬，并让她远离宫闱中的年幼秦王的阴谋。后来的故事家和演绎家们虚构了许多跌宕起伏的细节，说赵姬是那么需要吕不韦，她黏恋他，以至于吕不韦害怕他们的关系被发现；还有的说赵姬逼迫吕不韦，假如她的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她就将把一些秘密公之于众等等。无论如何，《史记》关于此事最终结果的记载是赤裸裸的：“吕不韦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私下里找了一个长着硕大阳具的男人嫪毐为门客。”
这位长着上天良好“赋赐”的嫪毐很快在吕不韦府上受到任用，在那里，他被要求证实他那货真价实、独一无二，绝非懦夫的本事，在《史记》这段最离奇的记载中，嫪毐在一次聚会中将一个木制车轮悬挂在他那勃起的阳具上，这样的消息很快反馈到赵姬那里，她被问及是不是需要见见这个男人。
吕不韦想了个更好的办法把嫪毐送进内宫，他说他安排了一个人指控嫪毐犯了足以被施以宫刑的罪，被施宫刑之后的嫪毐就能顺理成章地长期呆在赵姬的内宫。虽然赵姬指出将嫪毐施以宫刑会使嫪毐丧失让他进宫从事服务的能力，但这早就在吕不韦考虑的计划之中。他安排了对嫪毐的指控和处罚，并让赵姬贿赂施宫刑的人，当嫪毐行刑的时间来临之际，施刑者仅仅做了个样子，一点也没有伤及嫪毐，与此同时，施刑者抓紧时间拔掉嫪毐的胡子和眉毛，因为体毛掉落是一个宦官最重要的外貌特征。至少，《史记》是这么记载此事过程的。《史记》的记载导致以后一些考证者不仅想考证此事的真实性，还想考证这段记载是否是《史记》原来就有的内容。其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人就是一名宦官，他在晚年曾受宫刑，他当然会注意到青春期之后才受宫刑的宦官在受刑后还会长出面部的须发，因此，拔掉嫪毐的胡子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史记》中记载的这一丑态足以使这部分故事完全浮出水面，那就是：并不是司马迁记载错了（嫪毐拔掉胡子和体毛），很可能事实上嫪毐事件是后来深恶秦朝的人戴着有色眼镜，进而篡改的。
秦王（6）
将嫪毐假装施了宫刑完全成功了。新“宦官”嫪毐被送到赵姬那里服役。他让赵姬找到了合适的生理满足，离开了吕不韦。因为赵姬仍然是个年轻健康的女子，她不久就怀孕也是不奇怪的。这一情况使她必须找借口远远离开宫廷中那些窥视的眼睛。于是，在她被人知晓前，就宣布说一个预言家告诉她要找个风水更好的地方，所以她跟嫪毐从咸阳搬到了深深山谷中的秦旧都雍城之中。
赵姬在上游逗留的时间比她先前宣称的还要长。她起初宣称要到旧都去消夏避暑，但几乎是半永久性地呆在那里，跟新找的“宦官”嫪毐一起，还有数百仆人，过着一种家居生活。
过了一阵子，赵姬开始企图用早年跟吕不韦有染的方式继续篡权。或许是她认为自己远离宫廷，各种指控够不着她，她允许嫪毐按宦官惯例做事。《史记》没有提示是否嫪毐的胡子长了回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