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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叫‘好人有好报’，您怎么看呢？”
李政道说：
“我内心非常希望有这么一回事，但我会以平常心来看待。”
记者最后问：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来，您哪方面做得最成功呢？”
李政道笑笑说：
“最成功的是，很多人说，不认识我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不敢和我打招呼；认
识以后发现我是很可亲的。我并没有什么成就，我也许就是你隔壁的一位平平凡凡
的老先生。”
第九章
苏大附一院血液科
看着捐献者在手术室中抽髓的背影，陈霞母亲对着电视哭出了声，不停地喃喃
自语：
“感谢那位捐献者，感谢他捐献给我女儿第二次生命。”
无菌舱中，陈霞从泪光中溢出了一丝微笑。这是她从昨夜以来，第一次露出微
笑。
台北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坐落在台北市的郊区，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青青稻田和低缓的群山。
11点10分，飞机准点到达时，平日冷清的机场出现了一排引人注目的队列。他
们是慈济松山区的会员，他们早已集合在出口处，排好队迎候慈济护髓的义工，合
手长祈香港天气能尽快变好。
［特写：送髓历险记］
回想起第一次穿越海峡送髓的惊险过程，李政道依然心有余悸。
那是1997年4 月的一天。早上9 点半，他从慈济中心医院抽髓医师手中接过骨
髓箱后，还来不及进行交髓仪式，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花莲机场因暴雨而关闭，飞
机全部停飞。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正提着骨髓箱准备出门的李政道当场怔住了！
他立即奔往火车站。在火车上他焦急地琢磨着：原定2 点40分飞香港的班机肯
定搭不上了，甚至连下一班飞机是否能赶上都成问题。而大陆那位未曾谋面的白血
病少年已接受了“骨髓清除性治疗”，正躺在无菌室待髓救命。一旦自己的行程出
了岔，病人将会因此失去再生的机会！
稍稍冷静后，他提起手机拨通了警方的电话。接到李博士的求援电话后，台北
警方立刻出车，前往松山火车站，及时将李政道接往桃园机场。
天雨路滑，塞满车的高速公路已变得寸步难行。司机使出特技般的开车本领，
一路警笛长鸣，赶到了桃园机场。年过花甲的李政道抱着骨髓箱，以百米赛跑的速
度登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
还有一次，李政道和两位护髓者搭乘桃园机场班机准备去香港转飞上海。飞机
在跑道上滑行了一阵后突然停了下来，空姐宣布，飞机因机械问题不能起飞，请旅
客们等待30分钟。
漫长的30分钟过去了，飞机仍然没有起飞的迹象。李政道急了，他立刻上前告
诉空姐：自己身负送髓重任，一定要赶上4 点50分香港飞上海的班机。
经过机场方面的紧急处置，李政道一行在众人敬佩的目光中，迅速被地勤人员
开车接走，赶乘上另一架即将前往香港的班机……
中午12：33台北桃园机场
从松山机场到桃园机场要穿过繁忙的台北市区。每次送髓几乎都要出现警车飞
鸣伴随的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
11点11分，护髓队伍出现在松山机场出口处。此时，台北警方提供的警车早已
等候多时，陈乃裕一行没有片刻停留，立即登上了警车。
这可急坏了吴小莉和她的报道小组。扛着摄像机、提着三脚架、拖着行李的他
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骨髓车绝尘而去。
为了追赶队伍，采访车只好远远地瞄准护送警车的背影一路狂追。
司机手攥两把汗，在台北大道的车流中作游鱼般的惊险穿梭，引得路边的行人
好奇地观看———他们还以为是在拍电影呢！
当采访车带着大批辎重到达桃园机场候机大厅门口的时候，卫星提供给直播的
时间只剩下5 分钟了。
车未停稳，吴小莉就瞥见护送骨髓的四名义工已经到了登机入口。她一下子甩
开了轮椅，拄起双拐，箭步如飞地向他们奔去。
“陈师兄，等等我，再稍微等等我们！”
整个大厅只听见吴小莉焦急的呼喊。
“只能再给你5 分钟，我们要上飞机了！”陈乃裕也用焦急的语调喊道，但脚
步似乎并没有停止的意思。
就这样，吴小莉用这宝贵的5 分钟，向两岸千百万观众报告了骨髓安抵桃园的
消息。
苏大附一院
所有有电视的科室和病房都打开了电视。
陈霞在安定的催眠作用消失之前，就已经醒来。
她不再像往常那样翻翻书，或摆弄摆弄商务通，而是向护士长朱霞明询问了一
下时间。
朱霞明懂得陈霞的心事，直接替她打开了电视。
［旁白：护士长朱霞明］
陈霞是个坚强的女孩。她进无菌舱的时候，带了小说书、纸笔、信封、笔记本、
手表、手机和商务通。化疗进入最后阶段，对于一般的病人来说，肉体和精神上的
痛苦都到了极限，而她居然还能坐在床上向窗外看望她的人们招手微笑。
陈霞在骨髓移植前两天特别兴奋，导致心跳过快，天天都在吸氧。她的生活习
惯是晚睡晚起，一般要到凌晨2 点后才睡，早上9 点多起来。可6 月13日早上6 点
多钟我进入无菌舱时，发现陈霞已经起床了，而且已经做好了起床后的一切事情—
——洗脸，用四种药水漱口，坐浴，从头到脚擦身，清洗五官……
我问她今天感觉怎么样？她说虽然睡得不多，但感觉精神很好。她还对我说，
她今天不想吸氧，问我能不能把氧气桶瓶搬走。
我为她量了血压：120 ／68，心率是90多次，正常。于是，我就搬走了氧气瓶。
台北桃园机场
义工陈乃裕陈师兄拿出了一份证书，是一张特别的通行证。慈济的义工们带着
它可以让骨髓直接进入机场安检入口。
吴小莉：在我身边的是四位慈济的志愿者，他们手里捧着的是很重要的骨髓箱。
刚才他们说，行李都要随身携带，但最重要的行李就是骨髓箱。这个骨髓箱不但不
能托运，而且X 光也不能照射。为什么呢？
陈乃裕：这是因为X 光照射对细胞会有破坏，会伤害到骨髓。所以，为了保持
细胞的活性，最好不要经过X 光照射。
吴小莉：我知道，在护送过程中还要特别地小心，比如说要定期摇晃，可以解
释一下为什么要摇晃吗？
陈乃裕：因为髓血是会凝固的。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摇晃，避免它凝固。
吴小莉：从花莲到台北，已经完成了送髓的第一阶段。从1997年开始，慈济中
心医院对大陆的骨髓捐赠到现在已经是八十六例，第一例和第八十六例都是陈师兄
护送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心情？
陈乃裕：每个生命都那样重要，我们手上拥抱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又那么的
高，所以我们真的很怕在我们手里有一点点的闪失。你看，刚刚飞机又在台北上空
转了一圈，我们就很担心，是不是机场有情况了，那样就糟糕了。
第十章
［特写：八十六份亲情］
自1997年台湾同胞第一次向大陆的血液病患者捐赠骨髓以来，迄今为止已达到
八十五例。陈霞是第八十六例。
八十六份骨髓，八十六份亲情。
2000年2 月，捐髓者是一位幼年赴美的台湾姑娘。由于她对台湾不熟悉，她表
示愿意在美国抽髓并寄到台湾捐髓中心。然而美国抽髓医疗费需两万五千美元。为
了不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她自己掏钱，从美国西雅图飞到台湾捐髓。
陪伴她到花莲捐髓的女友说：“她以前抽血化验都会晕倒的。”但当医生问她
怕不怕抽髓时，她说：“很害怕。但只有我的骨髓与病人相合，我怎能忍心不救他？”
有一位29岁的捐髓者捐髓后还捐赠了两万元台币。
湖北女孩马蝉一年前患了白血病，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也是台湾的一位女孩子。
据说这位女孩的身体十分单薄，体重只有四十三公斤，然而当她听说只有她的骨髓
能救小马蝉时，便毅然从澎湖飞到花莲。
小马蝉得救后，最大的心愿是能够见见这位未曾谋面、甚至不知姓名的姐姐。
在病床上，小马蝉折了许多千纸鹤来表达自己的心愿。小马蝉的父母后来托人到台
湾寻找，希望能找到那位让女儿朝思暮想的姐姐……
此刻，为了拯救江苏姑娘陈霞的生命，同胞捐献的第八十六份骨髓又悄悄从台
湾出发了。
台北桃园机场
匆忙采访陈乃裕之后，小莉对观众说：
“现场的情况先说到这里，因为我们马上要去赶飞机了！”
“对对对，我们马上要去赶飞机了！”镜头里，陈乃裕迫不及待地附和着。
凤凰卫视的陈甜转小姐事后回忆这段情节时，仍然笑声不断———
“当时我都惊呆了。小莉拄着双拐的‘三条腿’，比我的两条腿跑得还快呢！”
苏大附一院血液科病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40分了，整整六个小时过去了，从台湾传来消息，骨髓已经
顺利地离开了台北，正在飞往香港。
苏大附一院整个病区里一片欢呼。
陈霞更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她拿起电话，打给了与她隔窗相望的徐蕾：
“我的心情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更因为我看到了希望。”
［旁白：主治医生吴德沛］
陈霞患的是原发耐药的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非常难治。一个参加会诊的上海专
家对陈霞说：“我今年50多岁了，行医数十年，像你这样的病人只碰到过三个。一
个是刚刚出嫁没多久的少妇，另一个是60多岁的老先生。这两个人最后都没有得到
治疗，所以你是既不幸又幸运。”
陈霞先后四次进过无菌舱，每次大剂量化疗后她都会出现危急的状况。一次是
中耳炎，半边脸都肿起来了。一段时间痛得不能吃不能睡，我只能给她做24小时吗
啡持续滴注。后来她母亲偷偷地弄来一个民间秘方，将黑鱼胆消毒后，抽出胆汁滴
在耳朵里。等医生知道的时候，陈霞的中耳炎居然已经奇迹般地得到了控制。
另一次化疗后陈霞消化道出血，吐出来的已经是条状的消化道黏膜。医院开出
了病危通知书，有护士偷偷对陈霞母亲说：“还是别治了，多准备准备后事吧。”
她的母亲回答说：“我什么都不准备，只准备好钱，不管花三十万、五十万还
是一百万，我一定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是我陪着陈霞去北京联系供体的。为了联系供体，我们和台湾之间来往的传真
就有近百份。
手术前两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好。今天早上6 点40分左右，我到无菌舱里看
望陈霞，对她进行了体检，并再次审定了手术方案。
陈霞很有信心，她说：“我有信心，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好的。以前化疗那么难，
那么痛苦，你都帮我挺过来了，这次有了骨髓我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出舱以后回到医生办公室，心里反而比前些天平静了许多。
北京307 医院
同一个时刻，在北京307 医院血液科病房，一位和陈霞一样漂亮、比陈霞还要
年轻的女孩正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电视。她叫郭娜，来自沈阳。五天以后，她也将像
陈霞一样接受骨髓移植。
［特写：血缘一线穿南北］
郭娜今年20岁，1999年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法律系。然而，命运竟残酷地跟她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一天，她收到了另一份通
知书：她被确诊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她在写给上海中华骨髓库的信中说：
“我真的太渴望生命了！”
就在郭娜处于孤独无援的绝望边缘时，2001年6 月9 日晚，在上海某研究所担
任办公室主任的唐铮女士在丈夫钱先生的陪同下，带着女儿一起来到华山医院，签
署了一份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情同意书。从这时起，34岁的唐铮与沈阳一位女大学
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唐铮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36岁的丈夫是上海大学教师，4 岁的女儿在上幼儿
园。
捐献一事，遭到了唐铮婆婆的激烈反对。婆婆搬出4 岁的孙女做“说客”。女
儿对唐铮说：“妈妈，你假装身体不好，就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