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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面加快战略大转移的步伐。将原定计划十个月的撤退周期缩短到五个月。组织全国交通工具支援武汉，按照军工、民用、社群的顺序进行有序撤离。所有撤退工作必须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第三，组织华中各省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持续有效之袭击，破坏公路桥梁，烧毁仓库粮草，配合正规军实施武汉战役。等等。
蒋介石任命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为前敌指挥官，自己则坐镇武昌，亲自统领三军会战。
４
汪精卫得知高宗武赴日本成行的消息，不由得欣喜若狂。
高宗武给汪精卫的密信称，日本方面确有诚意结束战争，重新缔结中日提携的友好条约。对于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称凡不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都可通过谈判来实现。
高宗武信中还透露说，日方期待组建一个对日友好的新政府来取代蒋介石国民政府。只要汪精卫同意出任新政府首脑，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并维护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实现大东亚共荣等等。
这就是说，“和谈派”的坚持不懈终于获得突破。日本人开战初期那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至少不再最后通牒和漫天要价。日本人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一次明确回应并向汪精卫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说明他们需要“和谈派”，需要通过包括和谈在内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日方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令汪精卫大有绝处逢生之感，经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紧张研究，他们共同起草一份《对日和平之原则》的文件，提出响应日本人和平谈判三大主张：第一，中日一旦和谈成功，汪精卫等人即脱离国民政府，并发表公开声明。第二，联合南方各省公开通电“拥汪反蒋”，重组一个真正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日本方面为显示和平诚意，应尽快停止其军事行动，放弃主权要求，并且逐步实现从华中、华北撤军。
按照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如果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实现和平，实现日本停火撤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国土，岂不是证明“和平救国”路线的英明正确？汪精卫岂不是成为拯救四万万中国民众于战争水火的大救星？而假日本人之手来取代蒋介石和帮助自己上台更是梦寐以求的心愿，否则这个号称“爱国者”的国民党副总裁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要去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首脑呢？
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１９３８年秋天，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日正式会谈”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会址选在一处名为“重光堂”的日本会所，所以又称“重光堂会议”。出席会谈的汪方代表是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日方代表为陆军大本营情报军官影佐帧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的秘密文件。该文件出笼标志国民政府内部两大阵营彻底决裂，作为“亲日派”代表人物的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靠日本人和卖国求荣的关键一步。
出逃之前的汪精卫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国民党副总裁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角色，他依然出席各种抗战集会，到处发表抗日演讲，大声疾呼抨击时政，抨击各种社会弊端。但是这个披着抗战外衣的大人物内心立场已经发生彻底转变，成为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他指示手下不遗余力地刺探国家机密，大量收集情报，包括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等等，只待时机一到，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投降派就要彻底撕下伪装，暴露出认贼作父的庐山真面目来。
５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十月末，当第一支风尘仆仆的日军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汉口郊区的马路上时，他们发现这座被称作“抗战心脏”的华中重镇空空荡荡，中国人把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统统搬走了，武汉已经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在天河机场外围，日军遭到火力阻击，指挥官举起望远镜，他发现机场跑道上竟然还停泊着一架未及起飞的飞机。
他判断这是一架临时发生故障的飞机。
日军指挥官喜出望外，下令向机场全力攻击，此时他的部队距离机场跑道只有不足两千米，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完全可能赶在飞机修好之前占领跑道控制机场，然后在地面上俘虏这架银光闪闪的大飞机。
但是日本人毕竟还是晚了一步。
不等他们冲进机场，飞机已经重新发动，并且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行。日本人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要溜走，急得哇哇直叫。但是此时他们鞭长莫及，因为他们只是一支先头部队，没有携带远程火炮和高射机枪，无法实施火力阻拦，所以只好眼睁睁看着飞机在跑道上渐渐加快速度，然后像一只姿态优美的大鸟迎风起飞。
等到日军俘虏了几个未及撤退的中国地勤人员，指挥官才懊悔万分地获悉，原来，他们与一个天大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因为飞机上的重要乘客不是别人，正是被日本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夫妇。
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
随着下面那座城市越来越远，危险已经留在地面上，客机上的人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按照计划安排，飞机本应径直往南飞，第一站目的地为湖南长沙，蒋介石将在那里召开重要的衡南作战会议，亲自部署即将打响的长沙保卫战。但是一直闭着眼睛没有说话的蒋介石忽然睁开眼睛说：告诉机长，让他往北方飞。
随行人员大惊失色，因为此前并未安排飞机北飞，北方上空敌机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敌情后果不堪设想。侍从室主任林蔚频频拿眼睛去看坐在一旁的蒋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请示说：北、北方……什么目的地？
只有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思，她替蒋介石回答说：就到黄泛区上空转一圈吧，让委员长看看那条河。
于是，飞机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轰鸣着掉头北上，朝着一个古老民族刻骨铭心的黑色噩梦飞去。
飞临黄泛区，人们纷纷透过舷窗俯瞰地面。
人们的心一瞬间被刀子刺穿了。
黄河改道是刻在中国母亲胸膛上一道深深的伤口，那汹涌而出的分明不是什么黄水，而是浓稠得化不开的鲜血和泪水啊！蒋介石是个基督徒，他面无表情地在胸口画个十字，然后闭目养神。
飞机在黄水之上划了一个圈，然后向南飞去，渐飞渐远……
６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下午，日军占领汉阳，武汉宣告陷落。
武汉会战从日军进攻安庆算起，历时四个月又二十七天，距离蒋介石“坚守五个月”的命令只差三天，基本上算得上胜利完成任务。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称：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关于武汉会战的战报，中日双方出入较大。根据战后日方公布的资料，日军阵亡约九千五百人，伤二万六千人，共计三万五千五百人。（见《简明日本战史》（日）桑田悦、前原透编著，军事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中国方面统计，毙、伤日军约二十万人，缴获甚丰。而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将军发表战报称：我军取得重大胜利，敌军伤、病、死亡人数当在三十五万左右。（见《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日军侵华势头受到遏制，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二十六章东方黎明
１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七月的一天，也就是黄河大水在中原大地泛滥一个多月之后，肖老大最早带走的那支船队意外地出现在武昌码头上。原来肖老大得知武汉形势危急，当机立断把机器卸在中途的宜昌码头，然后星夜兼程赶回武汉来救援。
八月初，我父亲一家遂得以撤离武汉。
当萧瑟秋风吹落遍地梧桐树叶的时候，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终于踏上空荡荡的武汉大街，而此时满载裕华纱厂机器的庞大船队已经抵达上游数百公里外的宜昌码头。
宜昌为古往今来长江上最重要和繁忙的水运码头之一，也是长江航道的一个分界线。宜昌以下水面宽阔水势平缓，可通航千吨巨轮直达长江口，但是往上则是以滩多流急和航道险峻闻名天下的长江三峡，只能航行吃水浅吨位小的船只，人称“川江鬼门关”。由于大量内迁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人员家属以及撤退物资一齐涌来，狭窄的川江航道如同患上“肠梗阻”，每天限量放行船只，所以多数难民只好滞留在宜昌、沙市，沿江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日本人侦察出国民政府的撤退行动，他们从地面追击无望，于是天天派出飞机轰炸扫射，企图把转移入川的中国船只统统炸沉。
张松樵船队多次险遭没顶之灾。
最大一次灾难发生在万县。
敌机三十架轰炸万县，烧毁半座县城，码头船只亦不能幸免。裕华纱厂近半数机器设备被炸沉，人员多有伤亡，令张松樵百折不挠的建厂计划险些功亏一篑。直到次年元月，这支历尽千难万险伤痕累累的船队终于陆续抵达目的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裕华纱厂在西迁途中损失惨重，幸存的机器设备只有不到迁厂前的五分之一。
史载：裕华纺织公司，厂址设在武胜门外中（下）新河，民国十年创设，资本额三百万元（银元），机器马力一千七百六十匹，员工二千四百余人，纱锭四万枚，布机五百台。每日出产粗、细棉纱一百二十余件，粗、细布一千余匹……武汉转进时因交通工具缺乏，仅纱锭布机拆迁重庆，其余机件均告损失。房屋亦拆毁过半。（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合编《武汉抗战史料》５６２页）
史载：武汉入川的裕华纱厂……使四川从此有了机械化纺织业。（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抗战史略》３８０页）
２
公元２００３年，我为写作本书到黄泛区采访，行前父亲忽然讲起老家的事来。如今父亲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他说很想知道那个地名叫做“邓氏宗祠”的老家究竟还有没有，是个什么模样？我理解老父亲的心愿，我们家族五代以内，唯一回过河南老家的人只有我爷爷张松樵，而且还是在上个世纪初叶，但是他老人家已于１９６０年去世，因此连我父亲也搞不清老家的确切位置和来龙去脉，所以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踏上开往北方的火车。
一连几个月，我奔走在千里黄河故道上，虽经多方寻访，但是无论在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周口等地，要找到一座大半个世纪以前消失在黄水里的小村庄如同大海捞针。《黄河水利志》载：１９３８年花园口决堤，泛水淹没的各省、市、县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遭到泛水直接席卷而去，民众伤亡惨重无法统计。仅以郑州郊区的郑县（现已划为郑州市）为例，泛水卷走大小村庄达二十三座，这些曾经人丁兴盛的村庄如今已经了无踪迹。另有遭到泛水严重冲毁的大小村庄七十二座，遭泛水浸泡受灾的大小村庄四十五座，共计一百四十余座，约占当时该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我寻根无果。
根据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发布的统计称，据不完全统计，泛水淹没冲毁村庄三千余座，房屋数百万间，死亡民众达八十九万人，逃离家园达三百九十一万人，受灾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万……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载：黄泛区淹没豫、皖、苏三省总耕地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逃亡人口占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人数为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损失财产总数为四万七千八百零七亿元（均按抗战前币值计算），农业收入减少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亿元，仅此两项相加即为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亿元……
……
黄河泛滥面积之大，淹死人畜之多，危害之烈，决口时间之长，以及损失之巨大，实为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在中牟县，人们告诉我，这里许多村子都是抗战结束后由外地移民新建的，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漫黄沙什么也没有，一年四季大风起兮尘飞扬，恍如来到西北戈壁滩。在周口，一位姓宋的农业技术员说，历史上黄河泛滥大都当年决口当年封堵，所以未留下严重后患。但是抗战时期的黄河改道达九年之久，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空前损失，而且导致生态严重恶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在黄泛区，许多地方黄沙深达数米，已经不适宜耕种，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