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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让他的将领过分乐观，他指着地图上仅与郑州一河之隔的豫北地区，那里有一支代表日军进攻的蓝色箭头。委员长警告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比如这股占领濮阳的敌人，它一旦进入中原来就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密切监视它的动向。
何应钦在一旁小声提示说：那是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点点头说：这股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是他随时可能威胁我军侧翼，打乱我军部署，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会毕，蒋介石当天返回武汉。
登机之前，委员长再三嘱咐部下：陇海铁路为我军防守之生命线，一旦截断则郑州危矣，而郑州失守，则武汉必然不保。请切记在心。
飞机转眼间飞走了，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机场，还有地面频频招手的人群。
５
我有幸采访卢老先生完全是由于朋友卿光亚的引荐。
卿光亚父亲卿云灿老将军毕业于黄埔五期，官至国民党中将军长，生前为重庆参事室参事。卿光亚得知我正在写作一部有关豫东抗战的长篇作品，他对我说，你去采访卢老先生吧，他正是你需要的人。
于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春，我敲开重庆卢老先生家门。
卢老大名卢继东，河南邓县人，重庆参事室参事。我面前这位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身体硬朗，腰板挺直，性格率直，记忆力惊人。卢老告诉我，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南京陆军大学参谋班，抗战期间转战华北战场和中原战场，历任第一战区郑（州）中（牟）河防守备及陕（州）灵（宝）闵（乡）河防守备司令部作战科长，黄河决堤的花园口、中牟赵口均在其管辖职权范围以内。卢老１９４９年参加起义，曾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
卢老说，抗战前政府实行义务兵制，抗战之后才改为招兵制。军队竖起招兵牌，就有爱国青年和吃不饱饭的穷人来当兵，当然也有抓来的壮丁，总之成分比较复杂。那时候有的队伍规定新兵晚上睡觉不许穿裤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卫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时子弹还是很充足的，每个士兵都有百十发不等，如果力气大还可多背一点。但是炮弹却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没有。当兵的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常常要喝稀饭，吃不饱，穿得也不好，所以军纪比较差。有的地方把过境军队的枪缴了，过境之后再发还军队，这样尴尬的事情到处都发生过。
我问：士兵战死有何待遇？
卢老回答：当兵的人最可怜了，一旦战死疆场，既没有抚恤金，也没有阵亡通知书，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长官甚至连士兵姓名岁数都弄不清楚。下场好一点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入土为安，打了败仗那些尸体就全扔了，听天由命吧。相反各级长官都要敛财，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个连有一百二十人编制，实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连、排长装进腰包里。
“七·七事变”时，卢老驻防北平，他说第一次遭遇日机空袭，中国守军没有高射机枪，日机就肆无忌惮横行天空。日本飞机一直飞到电线杆那么高，追着人群扫射，连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日本坦克更是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步枪机枪对它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凶。那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平射炮（战车防御炮），对敌人坦克束手无策，所以一见到坦克只好拼命逃跑。卢老说，直到抗战后期的１９４４年他才第一次见到平射炮，中央军一个军才配备四门。
另一位炮兵专家廖季威老人告诉我，蒋介石政府从１９３８年在湖南组建战防炮团，但是因为数量太少，难以对付敌人坦克。
我想起一个问题，二战期间各国的阵亡将士都有统计，有名有姓，备有档案可查。当了战俘的，也有战俘名单。犹太人被杀害六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记载，好让后人纪念。可是中国究竟阵亡多少军人，多少民众死于战争？还有多少官兵成为敌人战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残酷杀害有多少，生还多少？还有大批战俘被运往日本做劳工，后来下落不明，这些人数共有多少？中国何以一本糊涂账，以至于今天连起诉日本战争罪都难上加难？
卢老摇头叹息，苦笑不答。
光阴荏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一段遥远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和当事人未能说出真相就去到另一个世界，把许多遗憾和谜团留给我们后人。值得庆幸的是，１９３８年的抗日军官卢继东亲自参与和见证当时那场震惊世界的黄河大水事件，当他老人家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来到我的面前，就成为带领我走出历史迷宫的一座醒目路标。
第四章鬼子来了
１
二战结束四十多年后的１９８６年，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以“我记忆中的二战”为题，发表一封战争亲历者来信，在日本引发强烈反响。至次年八月，读者来信多达四千余封，其中选发一千一百余封，以《战争》为题结集成书。于是日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时机地推出若干战争亲历者的回忆、见闻、故事、书信等等，在日本社会掀起一股“回忆二战”的文化热潮。
“昭和十年（１９３５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的，系着黑带的日本选手和戴着拳击手套的美国选手上台，自始至终观众给柔道选手鼓劲，大声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得胜利，全场欢声雷动。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地方地盘，升起太阳旗，全场观众鼓掌，群情激奋，高唱国歌《君之代》……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从小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要当兵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古泽敦郎，六十二岁，北九州市退休社团人员）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面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通过教育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战争。”（熊井雅男，六十六岁，东京退休者）
“满洲事变爆发，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约零花钱为飞机捐款来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中日战争爆发，报社又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曲有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后来还有《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在日本军队中产生很大影响。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利的‘胜’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体检时军医突然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儿不好吧？现在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要难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两个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的第二类乙种标准，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火车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心想还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长屋义雄，六十一岁，爱知县退休公务员）
“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似的用绳子捆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水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日本并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是因为没有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岁，退休教师，岐阜市）
——载《日本人眼中的二战》，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只有十五个常备师团，但是战争爆发当年就激增至四十个师团，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更是扩展到号称三百个师团。在当时只有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征召数百万士兵就意味着这个岛国所有能拿动步枪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战场。要不是日本举国一致效忠天皇和拥护战争，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岛国民族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战争能量以至于险些改变亚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
战争是个恶魔，这个恶魔深藏在日本国民心中。
２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个抗战文物收藏家。
他在闻名全国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近旁建起占地数百亩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馆聚落”，投资达数亿元，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属抗战博物馆，分为“共军抗战馆”、“国军抗战馆”、“美军馆”、“日军馆”、“汉奸馆”、“俘虏馆”等，馆藏文物展品达数十万件，其规模已经超越国内同类博物馆，堪称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馆还珍藏有大批从日本和海外搜集回来的战争资料，包括书刊、画报、专辑、专刊、号外、报纸、宣传画、政府文件、军方文件、命令、电报以及日军官兵的战地日记、书信、照片、作战记录等等，简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华罪证的档案文库。对我来说，这些战争文物弥足珍贵，因为它将为我重新审视那场金戈铁马的抗日战争提供另一种视角，那就是循着日本人的眼光读解战争，使我得以找到许多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事实真相，揭开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们的历史谜团。为此我要格外地感谢博物馆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开放这些尚未对外公开的历史资料，朋友Ｃ君是个日语教师，他志愿担任我的翻译，使我得以进入大半个世纪以前作为我们民族凶恶敌人的日本人的战争世界。
资料记载，“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日本各大报刊争相派出随军记者（或特派员）多达二百余人，其中仅《朝日新闻》一家就达八十余人，日本军方也紧急招募或者培训战地记者约一百名。这里需要加以说明，随军记者同战地记者并非一回事，随军记者是随军采访的记者，身份还是老百姓，而战地记者却是军队编制，换句话说就是做记者工作的军人，随时都要拿起枪来战斗。随着中日战争扩大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地记者激增至二千余名，这些主要以笔和照相机为武器的日本军人转战中国乃至亚洲战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操纵舆论和蒙蔽民众的主要宣传工具。
当时日本军方称其为光荣的“笔部队”，而战地记者就是所谓“笔武士”。
我查阅战争初期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几家报纸杂志，比如《支那战争周刊》、《大东亚圣战特辑》、《每日前线快报》以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等，都能读到战地记者发自中国战场的消息、报道、特写、通讯、纪实等等文章，可以想见这些踌躇满志的“笔武士”是怎样活跃在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战场上。比如一个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战地记者在回忆自己走上战场经历时写道：战争爆发……中学生是多么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国歌，浑身的血液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我和河边君、野岛君都是好朋友，本来野岛君要到欧洲留学，河边君很有希望加入职业俱乐部，而我父亲则希望我继续上大学深造，但是我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荣入伍……体检时我们三人都达到了甲等一级，我们真是幸运者啊……记得那时候女同学私下里都很羡慕我们，我收到过“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的美好祝福……（《圣战之路·大东亚圣战特辑之九》）
我深感震惊，这样一场野蛮、血腥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日本记者眼里却是那样令人向往，充满神圣的献身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罪恶之一。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充斥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的绝大部分战地报道和照片都是出自这支“笔部队”的所谓赫赫战果，至战争结束，在战场上“玉碎”的“笔武士”多达数百人。在我大量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