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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琢磨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服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史书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们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收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
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芥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头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四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跪着长子杨勇，右手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
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已经几乎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以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成为太子后，杨广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密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做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净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五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６０４）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决别”，与百官“握手欷”。《隋书·何稠传》并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
大业。
六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