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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同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呆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贵族势力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可以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将更加长远。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几如异族。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划了一下：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都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七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大臣们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日以继夜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远赴涿郡（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
八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ＨＩＧＨ了，藩王虽然也权力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九洋捉鳖”。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即位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日以继夜地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档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去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在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决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人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百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对自动装置着迷，即位之后他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匠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他性格中存在着许多现代性的因子，绝不委屈自己，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然而，年轻皇帝“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却建立在老百姓们的汗水之上。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的工作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竣急严厉之下，大臣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炊制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们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书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中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们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九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即位起，大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