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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弭犹从儿也。”《积微居小学述林》8页。据杨润陆统计：“《同源字典》总计1567条，其中牵涉到声符字相释的条目达784条，占总条目的二分之一。”杨润陆说：“数字统计无可辩驳地说明，汉语的语源或直接或曲折，或鲜明或隐晦地在文字上有所反映，右文说是成立的。”《论右文说》，见《学术之声》（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0。讲同源字而完全排斥右文说，实不可取。缺点之三，我在《上古音》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谈到：“王先生不赞同先秦有复辅音，这样一来，他观察同源词的时候，视野就会受到限制，把一些本来存在同源关系的词排除在同源词之外。”《上古音》100页，商务印书馆，1991。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
属于语源研究的论著，还有日人藤堂明保的《汉字语源辞典》、加拿大戴淮清的《汉语音转学》、台湾杜学知的《文字孳乳考》、任继的《汉语语源学》、廖海廷的《转语》（《声训词典》）。《转语》“以声以经，以义为纬。先立一本字为主，以下数字或数十百字，其声类意义皆同先一字，是为转语。”“本书立义，皆稽之典籍，证之方言，务求准确。”《转语·凡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由于著者功底深厚，“费时十载，五易其校”（《转语·提要》），书中精义甚多，对于研究古音古义大有裨益。不足之处是音系不明，体例欠周，某些同源字组过于宽泛。
齐冲天的《声韵语源字典》（1997）提出了“一字两源”的独创性见解，很值得重视。
他如严学的《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年2期。，张永言的《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秦似的《汉语词族研究》《秦似文集·学术论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陆宗达、王宁的《传统字源学初探》、《论字源学与同源字》《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黄易青的《论事物特征与意象之异同》《古汉语研究》1997年2期。，都是研究语源问题的重要文章。至于邢公畹等人的语源研究，虽与训诂学关系密切，但已很难归在训诂学范围内了。他们研究的是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用的方法邢先生称之为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手段的“语义学比较法”。可参阅《音韵学研究通讯》（17、18期）邢公畹的《甚么是语义学比较法》。
六、今注的进步与不足
评述二十世纪的古书注解最好拿清代来作比较，究竟是超过了清代还是比不上清代呢？应该说既有超过的方面，也有不如的方面。
先说超过的方面。
（一）训诂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以今语解古语。中国先秦两汉的重要古籍，历代都有人为之作注，也就是历代都有以今语解古语的任务。可是，在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历代用来作注的“今语”往往也是文言。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古书注解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用白话注解古书，是二十世纪古书注解的一大特色。现在，十三经和先秦诸子以及一些常见的重要典籍，都有白话注译，有的著作（如《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有多种白话注译本。其中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台湾60位教授先生的《白话史记》等，都颇受读者欢迎。
用白话作注，是注释语言形式的重大革新，为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普及之功，超越前古。
（二）古书新证。于省吾说：“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证发。”《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见《历史研究》第6期，1962。李学勤在近年出版的《走出疑古时代》中也谈到“古书新证”的问题，肯定了甲骨金文、简牍帛书在古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走出疑古时代》1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44。。用古文字和出土文物与典籍相证发，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证发者必须对甲金文有精深的研究，又非常熟悉先秦时代的各种文献，才有可能攻破症结。于省吾的《群经新证》（不全）和《诸子新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学术价值在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之上，可以与《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媲美。
（三）运用语言学知识解决古书中的难题，这也是清人无法比拟的。古人注书，也有一些在今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语法性质的注释，如关于虚词的注释，还有所谓“义类”、“貌辞”、“声辞”等等说法，有人称之为“训诂式语法学”。无论如何，古人还谈不上有系统的语法知识，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分析句子结构，也无力说明主谓倒装、宾语前置、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言现象；古人对于词义的时代性，词义的演变规律、词和概念的关系、词和字的关系，也不甚了然。今人能运用语法学、词义学的知识解决古书注解中的一些问题，这是时代的恩赐。
（四）在注释的基础上编撰专书词典。五十年代，杨伯峻在撰述《论语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字、每一词作过研究，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得鱼忘筌’，译注完稿，‘词典’便被弃置。”（《论语译注·例言》）后经吕叔湘建议，“可以仿效苏联《普希金词典》的体例，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另行出版。”（《论语译注·例言》）于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译注》后面就有了《论语词典》。后来，杨先生撰述的《孟子译注》附有《孟子词典》。与他的《春秋左传注》相辅相成的有他和徐提编撰的《春秋左传词典》。专书词典的出现，使古书注释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词典作为基础，注解的质量当然就比较可靠，而且能为研究汉语词义学、汉语词汇史的人提供种种科学的依据。注释不再只为阅读古书服务，还能通过词典的形式直接为语言研究服务。这又是今人高过古人之处。
将古书注释与专书词典的编撰结合起来，事半功倍，应大力提倡。张双棣、殷国光、陈涛合著的《吕氏春秋词典》比杨著“更上一层楼”。此书按古韵部、古声母编排，对所收各词均注明反切及音韵地位，按词性分义项，并标明该词在不同句子中的语法功能。将音韵、语法、词义冶为一炉，是同类著作中最见匠心的一本。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编的《世说新语词典》也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重要参考书。向熹的《诗经词典》博采众说，用力甚勤。王力先生说：“此书一出，定能不胫而走，给研究《诗经》的人以很大的帮助。”（《诗经词典·序》）1997年出版的修订本，精益求精，内容更为充实。
（五）先秦及汉代的某些古籍，包含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清代注家对这些科技知识有的已解释不清，有的解释错误。今注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进行释读，效果就比较好。如《墨子》中的《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就有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内容，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1958）、方孝博的《墨经中的数学和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都力图用现代科学知识重新解释，纠正了孙诒让《墨子间诂》中的某些误解。《考工记》是研究先秦科技的重要典籍，清人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而得盛名，孙诒让《周礼正义》也有《考工记》“正义”。今人闻人军用现代科技知识研究《考工记》（巴蜀书社，1966），在图、注两方面都能补戴孙之不足。并不是今人一定比清人聪明，实在是时代条件不同了。
（六）今注一般都很简要，不搞烦琐哲学，可读性强。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搞“汇校集注”。
现在说不如的方面。
（一）现在的注家对古典文献资料的整体把握以及熟悉的程度远不如清代那些著名的训诂家。清代某些注释家从小涵泳古籍之中，重要的经典不仅正文可以成诵，连注文都可背诵如流，故作起注来，旁征博引，顺手拈来，毫不费力。
（二）清人精于考据之学。江藩说：“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此其学至博至大，而至难精。……学者非熟读十三经，纵览诸子各史及先儒传注记载之属，不足以语于此。”《经解入门》152页，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现在的一般注家本来根底就不算深，而社会时尚又鄙薄考据，无稽之谈乘虚而入，败坏一代学风，教训很深。王元化在《回到乾嘉学派》一文中说：“近几年学术界已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很难想像倘使抛弃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做出的成果，我们在古籍研究方面将会碰到怎样的障碍。”《思辨随笔》1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回到乾嘉”是不可能的了，而考据方法的应当发扬光大，是值得从事古籍整理的人注意的。
（三）用毕生精力、用几代人的精力围攻同一个学术课题，这是清代注释家得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如《说文》之学，段玉裁、桂馥都是几十年寝馈其中，段桂之后，仍有不少人以《说文》名家，清代的《说文》研究著作不下三百种，内容并不全是注释，而注释之学得益于《说文》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的注家，有几个研读过《说文》呢？所谓“家学渊源”、“X代传经”，这也是今人所不如的。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四代人治《左氏春秋》的故事，现在是不可能再出现了，因为时代不同了。
（四）清代的注释家一般说来学风比较严谨，他们并不想通过注释古书来赚稿费，提职称，往往要自己出钱甚至借钱刻书，态度自然与今人不同。江藩在《经解入门》中提出了注释家的学风问题。如“说经必先识文字，说经必先通训诂，说经必先明假借，说经必先知音韵，说经必先审句读，说明必先明家法。”（卷四，第二十二至二十七节标题）这六个“必先”，现在的注释家有几人能具备？江藩又说了几条禁忌，如“解经不尚新奇，解经不可虚造，不可望文生训，不可妄诋古训，不可剽窃旧说，不可穿凿无理，不可附会无据，不可有骑墙之见，不可作固执之谈。”（《经解入门》卷六，三十六至四十四节标题）这九个“不可”，现在注释家有几人不犯呢？江藩总结的是前人或清人的弊端，当时的注释家也会犯这些禁忌，要说“于今为烈”，恐怕不算过分。以《易经》的注本为例，八十年代以来，新出的一大批注本中也有质量比较高的，但不少注释家缺乏起码的语言学、训诂学修养，其注本的质量如何，可想而知。“大凡学解经者，读书不多，见理不足，往往好立新说，以为醒目，不知此是说经第一大病，学者切宜力戒！”（《经解入门》卷六，156页）时下解《易经》者正是犯了“第一大病”，其后果就是乱人耳目，误人子弟。
七、训诂学中的重大分歧
训诂学的理论建设目前还是处在提出问题各抒己见的阶段，对一些基本问题还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这当然是好现象。有分歧就会有争议，有争议就能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一）关于“训诂”释义的分歧
凡是训诂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开宗明义第一章总要讲一下什么是“训诂”。先是罗列各种不同的说法，然后申说己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
1“训”与“诂”是什么意思，“训诂”是否等于“故训”。
2“训诂”是并列关系还是述宾关系。
一派意见认为训诂即训故，“训故”不等于“故训”。齐佩说：“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毛传》以‘故训’名书，非训故之倒称，故训犹言故昔训释之意，……后人或名训诂为诂训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