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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表蒙子却在爬山的时候碰碎了，表也就停摆了。我们站在山头，头顶上是绚烂的夜空，繁星满天。而远处该是城里，灯光闪烁，也像天上的繁星一般。我们便认定了方向，朝着城市的方向下山。快快突然想起说：“这里有豹子吧？”于是我们三个便大声地吼叫着，“喂——，喂——！”一方面为了鼓自己的勇气，而黑夜里这呼唤又是那么快意。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回荡在这寂静的山林之中。
我们终于出了林子，来到城外一条小河旁，大家都洗了洗。我们精疲力竭，走到了铁路的一个岔道上，瘫坐在枕木上。想必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一列客车奔驰而来，我们只好站了起来。列车嗖嗖地从我们面前驶过，铁轨震荡着，我们心里也在震动。我们今后的道路通向哪里？这也许是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的一个交叉点吧？
叙述者的话
生活的道路就这样分开了，三个朋友分别在三个城市，只有寒暑假，才有见面的机会。头一年，快快没有回家。
那是“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学校决定不放暑假了。快快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能回家了。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在火热的劳动中得到锻炼。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学习一些。”他没有向父亲问好，甚至都没提到父亲。
他已经知道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了。他也参加过学校的反右斗争。斗争会上他也发言，也跟同学们合伙写大字报。他竭力表明并不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左右他的政治态度，他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在斗争的高潮中，他还向团组织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虽然明知道他的申请不会得到批准，但这至少可以表明他的忠诚。他真恨这些右派分子！准确他说，他厌恶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把他的生活搅乱了。如果没有他们，像他那么老实的父亲不会跟着去犯下这些罪行。他父亲不是一个爱闹事的人。他知道，老头对所负担的工作总是不辞辛苦，在谈到国家建设的时候，也总是满腔热情。但是他父亲又确实是个右派分子，他相信组织，父亲既然被定为右派分子，肯定总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不是不想回家。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长久离开过母亲。他也想念父亲，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便仿佛听见母亲劝说的声音和楼上房里他父亲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送别的时候，父亲站在车窗外，良久地望着他，似乎要同他说什么，却又无话。一直到火车开动了，他退到了白线后面，又追赶着火车，才大声地说：“记住，你已经成为大人了，要学会独立生活！”父亲是爱他的，他知道，只不过不像做母亲的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努力去克服这种感情，觉得那是自己软弱之处。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总感觉到这种软弱。
他在外地工作的大哥给他来过一封信，那是在父亲划为右派不久，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到父亲的事。大哥信中说：
“父亲犯了错误，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有父母、夫妇、子女的亲属关系，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关系，那就是超越于骨肉之情之上的阶级关系。我希望你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我当然并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要接受家庭的经济援助，你还没有独立生活。一旦你有条件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
这以后，他给家里的信中就从来没有提到过父亲。在学习上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没有气馁过。他相信，今天做不出的题目，明天，最迟在后天他总能解答。可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难题，他却束手无策。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只有在修水库这样的高强度的劳动中，困乏不堪，他才能得到解脱。不放假也好，他同时也避免了回到家里不知如何同父亲相处的那种难堪。
快快的话
我在班里，年纪最小，身体也瘦弱。可无论是挖上，还是挑担子，我都尽力不落在后面。这种艰苦的劳动对我是一次很好的体力和意志的锻炼。暑热下，工地上，沙子晒得都烫脚，温度达到摄氏四十一度，一担沙土有百来十斤，平均每人一天要挑到四个多土方。一担又一担，我从来也不轮空一次。工地上每天都有晕倒的。班里有的同学娇气，吃不了苦。女同学有的都哭了，男同学有的耍些小滑头，找个借口去喝水，或是上厕所，一去就半个多钟点不回来。我看不起这样的同学。肩膀压肿了，又磨破了，伤疤上的血水把伤口和衣服都粘在一起，扁担压上去火辣辣地痛。我真咬着牙干，为了战胜自己的软弱，就故意把担子压在化浓了的右肩上。最艰难的是，每天的中午和傍晚将要收工的时候，肩膀压得已经麻木了，倒是腰干像要断了似的直不起来，真想躺倒在地上。可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希望成为挑担子的英雄。
劳动结束了，我没有评上红旗手，只在连队里得到了口头表扬。最初我有些沮丧，因为我确实超乎我的体力的限度，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随后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已经渡过了艰苦的体力劳动的难关，也取得了这样的自信，今后再艰苦的环境里我都不会落后。我甚至怀念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只要它没有白白被浪费掉，只要水库还能蓄水、排洪、发电和灌溉。
这之后，我们又从水库工地上回到学校里，参加大炼钢铁的会战。操场上挖得都是一个一个土坑，据说可以用土法炼钢。校院里不分白天黑夜三班轮流作业。女同学们被分配去收集废钢铁，最后连学校的大铁门也被锯成一段一段的，作为炼钢的材料，可炼出来的都是些像蜂窝般的铁碴。我的热情越来越低落了，渐渐消失了。这种劳动对我来说也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班里小结会上，我已经从被表扬的行列转到了受批评的名单中，他们说我意志衰退，劳动态度也不好。大学生活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星期六，本指望可以读点书，却又得去参加“除四害”，站在屋顶上，摇着根竹竿，竹竿上拴个破布条，一有麻雀落下来就舞着竹竿吆喝。又不准带书，就那么整天轰麻雀。尤其热闹的是，居然全城出动摩托车队，报告麻雀的行踪。我开始感到厌倦，而且产生疑问了。
眼看着时间从手指缝里白白地流走了，却不能学习。我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或是克扣自己的睡眠时间，来看一点书。我苦恼极了，给公鸡写了封信，抨击了这一切，发泄了我满腔的激愤，因为我现在只有同他才能谈谈心里话。
公鸡的信
快快：
读到你的来信，非常不安。
我们生活在一个火热的时代，当然生活中也会有谬误和愚蠢，这
是任何伟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你只看到了谬误和愚蠢。由
于你不知不觉在站到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时代蕴
藏的巨大热情，我并不主张把炼好的钢材再回炉弄成废铁碴，更不赞
成站在房顶上去成天轰麻雀。我建议你读一读高尔基的小说《克里·
萨木金的一生》，虽然洋洋百万言读起来很费时间，我也是千方百计，
包括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才读完的。书中的主人公只看到了在革命中
被踏伤的人。当然你绝不是萨木金，你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别因为看到了这些革命中的幼稚病就对整个群众运动也态度冷漠，那
很可怕，会使你心灰意懒，陷入到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中
去。你不是那个灰色的聪明人萨木金，你不是个意志软弱的人，你有
你的事业。我只是劝你别因此消沉。我也不是为谬误辩护。我相信这
些谬误一旦为党中央了解，很快会得到纠正。当人们清醒过来，会因
为做了这些蠢事羞愧的。想放卫星是良好的愿望，但是卫星不是苦干
一个昼夜就可以放到天上。科学的道路上必须脚踏实地。走自己的
路，不管他人说什么！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引用过的但
丁的话。马雅可夫斯基也视为自己一生的格言，他并不总为人理解。
他自杀了。他是诗人。他的诗并不因此就消亡了。前人走过他们自己
的路，我们这一代人的路也还得我们自己来走。我不因为有人在背后
嘀嘀咕咕，就放弃我学习的权利。你能放弃你的科学吗？建设社会主
义靠科学不靠无知。振作起来。走你的路吧！
公鸡
叙述者的话
这是一个寂寞的暑假。公鸡回来了，快快却不在。
公鸡和正凡像以往一样，坐在正凡家房门口的门槛上聊天。有穿堂风，夏天坐在这里特别凉快。正凡进了汽车制造厂，当车工。他谈到他的师傅老鲁每天少不了来二两老白干，还找他去喝酒，因为他从来还没带过这么顺手的徒弟。本来嘛，他们车间里的工人没几个高中生。他说他一进厂，没几天就能看图纸，这没什么稀奇的。他谈到车间里的活并不难，无非是进刀，退刀，他改革了夹具，什么夹具？晦，小玩艺，不就是机械制图上那点学问，他已经可以顶替个三级工了。他谈到工人们之间的哥们义气，他也交了些新朋友，有时一起下棋、甩扑克、钓鱼。工厂里有许多是他看不惯的，周围没有学习的气氛，工厂毕竟是干活的地方，不是学校。他羡慕公鸡和快快能上大学，不无惆怅地说：“我这辈子也就这么定了，当个车工吧。”
公鸡也谈到了他在课堂上同迂腐的教授的一场争论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见解，却发现正凡对他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多大兴趣，便没有再谈下去。
穿堂风从他们两人之间吹过，正凡的肩膀就堵住了门的一半。他肩膀变宽了，粗壮的胳膊，低沉的嗓子，剃了个平头，真像个工人的样子。小妹从门中间一会跑出，一会跑进，正凡大声喝道：“别讨厌了，快去玩去！”俨然像个家里的长者，这都是公鸡所不习惯的。
也许是为了掩饰他们之间的疏远感，正凡又谈到了他的鸽子。他指给公鸡看他花十块钱买的一对小鸽子，用的是他头一次拿到的奖金。
“春天才孵出来的，一对好种，他们的老子放到过广州，从岭南飞过来用了两天。一起放的二十只鸽子，只回来七只，它得了头奖！”
他发现公鸡望着鸽子时也没有他那种兴奋，便朝钉在墙上的鸽笼吆喝着，把手一挥，歇在笼子上的、地上的和屋檐上的鸽子，扑扑地腾空飞了起来。他拍着公鸡的肩膀说：
“走，我请你，我们上趟馆子去！”
“算了，”公鸡笑着说，“你才挣几个钱，刚工作，家庭负担也重。”
“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请顿饭算得了什么。”
这都是公鸡所不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满不在乎，一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一种有点大男子汉的气息，一种希望成为生活主人的调子。
公鸡的话
这一年只给了十天的暑假，在家日子虽短，却过得无聊。原来准备超几天假的，结果提前半天返校了。少年时代结成的友谊好像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正凡又来看了我一次，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
我去快快家也看望了一次。他家已搬出了原来的那栋小楼房，新的家只有两间房，比我们家那机关宿舍的房子宽敞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主要的，我曾经挺羡慕的快快家中那种和谐安适的气氛消失了。他父亲本来是个挺精神的人，就是在家里拖着双皮拖鞋，也穿的是绸子的短袖衫，花白的头发总梳得服服贴贴。可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驼着背，老了，仿佛干瘪了。老人只同我点了个头，便进到里间去再也不出来。快快的母亲对我很殷勤，又是泡茶，又是陪我坐，问我大学里的情况，也讲了快快给家里的来信，说到他学习和劳动都很好，可我觉得快快母亲的殷勤中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掩盖着难以言传的悲哀。他一再说：“你们是多年的老同学，很好的朋友，你们要多通信。他比你幼稚，你要多多帮助他……”我忍受不了，没坐多久便走了，就再也没有去快快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就给肖玲写了封信，问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好几次故意经过她家，希望能在门口碰上她。可临走既没见到她一面，也没收到她的回信。
肖玲的话
你那封信里写着“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我当然知道是你写来的信，一看笔迹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