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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和韩荣浦闲聊，随口向他打听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恰巧韩荣浦当时正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消息非常灵通，而且吴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双方的所作所为，彼此都有所闻，所以韩荣浦就告诉黄金荣一些法国天主教神甫被军队绑架的消息。听到消息，黄金荣非常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150块钱，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人质藏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再给他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
韩荣浦见钱眼开，立即回到临城，很快就发动关系，打听到法国神甫被关押的地方。随后，韩荣浦再次来到上海，告诉黄金荣情况。黄金荣当即给了韩荣浦500元，另交他一千元，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法国神甫的人员，并告诉韩荣浦，等到他带人到达关押法国神甫的地点时，再付二千元，并让这些看守人员事后逃往外地。
韩荣浦返回临城之后，按照计划行事，结果一切顺利。黄金荣在约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到达临城。当天夜晚，他们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把人质悄无声息地营救出来，随后安然返回上海。
由于黄金荣不断立功，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他一枚头等金质奖章，法国巡捕房还破例提升他为警务处惟一的一个华人督察长，委派了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平步青云，成为上海闻人。
黄金荣初到上海，仅仅是一个不入流的街头混混，并没有加入当时有名的黑帮帮派，后来势力壮大以后，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他就拜当时的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为师，列“通”字辈。黄金荣一生涉足赌、娼、盗，大发不义横财，只要能挣钱，他从不问行当，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凭借势力声威，广收门徒，靠贩烟土、设赌场、开戏园和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财物，此外黄金荣还和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三鑫公司，从事走私鸦片、军火买卖等活动，聚敛财富，成为拥有巨万家产的大富翁。黄金荣对金钱贪得无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的人生嗜好是“赚银子睡女人”。他对金钱的法力充满迷信，认为有钱能让鬼推磨，因此，狂妄地叫嚣：“天大官司，磨盘大的银子。”在黄金荣的势力更加强大之后，目空一切的他开始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意思是比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大”字辈更高一尺，并建立有忠信社、荣社等帮派组织，收徒上万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蒋介石。
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正在上海滩四处投机。为了赚钱，他和周骏彦等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幻想以此实现自己的发财美梦。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河自杀。债主们还雇用一些打手来强迫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亨虞洽卿的介绍，蒋介石来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1934年，上海滩的显赫人物。左起：巨商杜月笙、苏联大使鲍氏、外交官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保安处长杨虎。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恒泰号”的债主们。酒席中，他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闻听后面面相觑。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只好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摆平了。
1927年三四月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金荣公馆，再次向他当年的救命恩人行师徒之礼。1927年，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黄公馆是主要活动地点。因反共有功，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授予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1927年底，黄金荣从督察长的位置退休闲居，开始将位于漕河泾镇附近的黄家祠堂扩建为自己以后养老的家园，并于1935年建成黄家花园（即今天的桂林公园）。该园占地80多亩，中有“四教厅”，壁上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宋子文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所送匾额，还有蒋介石手书“文行忠信”的纪念碑。
1947年，黄金荣过80寿辰，蒋介石曾经大张旗鼓，亲自来黄家花园为其祝寿。
提拔杜月笙
在黄金荣的一生里，他和杜月笙的关系最为复杂。他曾经一手提拔了杜月笙，但是后者的势力后来却一天一天地超越了他。他们彼此心存忌惮，但是却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勾结和利用，在凶险的上海滩彼此依靠，一起叱咤风云。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发迹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日，民间俗称的鬼节。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卿，曾在茶馆当过跑堂，在码头做过丁役，后又与人合作在杨树浦开过一家米店，惨淡经营。母亲朱氏则时常帮人浆洗衣物，补贴家用。
杜月笙刚过周岁时，由于连年天灾和疫病到处流行，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只好抱着杜月笙步行几十里，到杨树浦投奔丈夫。后来，朱氏和丈夫商议，进纱厂做工。
杜月笙像
1890年夏天，上海流行霍乱，朱氏却在这情况危急的岁月里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她由于极度的衰弱而死亡。杜文卿悲痛万分，无奈之下，他把杜月笙和女儿一同抱回杨树浦，三人相依为命，最终无法支撑，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多年以后，杜月笙历尽沧桑，成为名闻全国的上海大亨之后，曾高价悬赏、千方百计寻找这位早年送人的妹妹，结果杳无音信。
1892年冬天，上海一带天降大雪，气温陡降，杜文卿突然染病，很快离开人世。这个时候杜月笙还不到四岁。此后，杜月笙由继母张氏抚养。张氏性格坚强，视杜月笙如己出，她起早贪黑为人洗衣服，赚几分钱，聊以度日。不料，灾难再次降临，1895年，张氏突然神秘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杜月笙也从此彻底成了孤儿，流落街头，整天在茶馆赌棚流走，捞到什么便吃什么。14岁的时候，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当地的一些流氓痞子鬼混，又因为嗜赌成性，不久便被水果行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来，杜月笙为了在上海滩立足，便拜青帮“通”字辈的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按辈分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内步步高升，已经成为租界当局中惟一的华人督察长。他利用这个势力在上海东新桥附近开了一家“聚宝”茶楼，广收徒弟，为租界作耳目。同时，他也经营了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
黄金荣第一次见到杜月笙就非常欣赏，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气派，就收容了他，从此，杜月笙成了黄金荣的随从。黄金荣每天早晨要到“聚宝”茶楼，以喝早茶为名，处理各种官司，杜月笙总是拿着大衣、皮包，随侍在旁。
杜月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暗地里却把上自黄金荣，下至一般听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揣摩得清清楚楚，并且针对不同的人投其所好，见机行事。
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深得黄金荣的喜爱。杜月笙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因此也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欢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病愈后，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抓住机会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
的事情，渐渐地，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机密的工作——抢夺鸦片。
当时的烟土巨商人称“潮州帮”，他们经常利用英租界和法租界从事鸦片走私，因这是外国人管辖区，中国法律鞭长莫及。“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隐秘，但仍然为上海滩的那些地痞流氓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信息，他们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半路抢劫走私的鸦片。
当年上海滩上抢夺鸦片最厉害的八个人物，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大八股党”成名已久，并因此积累了万贯家产，已经不再想去拿脑袋作赌注，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于是，他们的头目如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等人，先后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并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逐渐地控制了这些部门。
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公然贩卖和走私鸦片，并且向烟土巨商收取大量的保护费。而“潮州帮”烟土商也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
当时的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因为在他们看来，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微不足道，只要事先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于是，“大八股党”的头领，这个时候已当了英租界巡捕房头目的沈杏山，就派人向黄金荣传话。
谁知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听完来人的话，就沉下脸来，一口回绝。沈杏山恼羞成怒，利用军警的力量，对烟土实行武装接运，断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条财路。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却老谋深算，向黄金荣和桂生姐提出抢劫鸦片的主意，并得到两人的赞同。
杜月笙说做就做，立即招兵买马，网罗亡命之徒，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后来被人称为“小八股党”。第一次抢劫鸦片得手，就弄到一船烟土，等于抢到几十万银洋，通过这次“抢土”，他们也看出“大八股党”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从此，伴随着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的发生，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而三鑫公司乘机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因此大发横财。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地位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他们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 1931年6月，杜月笙家祠建成，六千人的仪仗队在上海主要马路游行。
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杜月笙在上海善待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杜月笙对这副对联爱如拱璧，专门请名家雕刻为黑底金字，悬在他家客厅的两楹。杜月笙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还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