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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了，我跑步的时候喜欢有人陪同。你愿意跟我一起跑吗，中尉同志？”
克格勃官员上当了，他也知道这一点。五分钟后，他气喘得象一条上了岸的鱼。
“你们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是什么？”邦达连科问他——心怀恶意地，因为他
并未放慢脚步。
“阿富汗边界离这里只有一百一十一公里。”中尉在呼哧呼哧声中回答，“他
们时不时地派小股匪帮侵入苏联国境，你一定听说过了。”
“你们同本地公民有接触吗？”
“我们没有建立联系，而是很担心。本地人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中尉开始咳
嗽起来了。根纳第停了下来。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我们发现戴口罩很有帮助。”他说，“它能把空气弄得
暖和一些再吸进去。身子挺直，深呼吸，中尉同志。你们如果真是要认真执行安全
规定，你和你的人都该有良好的身体状况。我敢向你保证，阿富汗人的体格就很好。
前年冬天我同一个特种部队呆过一段时期，我们在五六座令人战栗的山里搜捕阿富
汗人。我们一个也没有捉到。”他们却把我们给捉住了，他没有说出来。邦达连科
怎么也忘不了那次伏击……
“直升飞机呢？”
“它们不能经常在恶劣气候下飞行，年轻的同志，就我来说，我们那时正努力
证明，我们也能在山地作战。”
“咳，当然，我们每天都派出了巡逻兵。”
他这种谈话的方式使邦达连科感到担心，他心里决定要查清这件事。“咱们跑
了多远了？”
“两千米。”
“这高山气候有些难受。得啦，咱们走回去吧。”
日出的景象很壮观。耀眼的火球给东方的无名山峰顶上镶出一道边，它的光辉
照亮了附近的斜坡，把阴影赶到冰川深谷里。这个设施不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
即使对非凡的圣战野蛮人来说也一样。岗楼分布得当，毫无障碍的火力场延伸好几
公里。由于考虑到住在这儿的文职人员，他们没有使用探照灯，无论如何，红外夜
间观察装置是更好的选择，他相信，克格勃部队一定用上了这些东西。再说——他
耸耸肩——现场安全不是他这次被派来的原因，尽管这是一个好借口，可以对克格
勃的安全分队嘲弄一番。
“我可以问您这套锻炼的衣服是怎样弄到的吗？”那克格勃官员呼吸正常之后
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结婚了吗，中尉同志？”
“是的，结过婚了，上校同志。”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问我的老婆是从那里给我买来这个生日礼物的。当然，
我不是契卡分子。”邦达连科做了几下深屈膝动作，显示比他健壮。
“上校，咱们的任务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为苏联服务。我是一个年轻军官，
阅历不深，这您已说得很清楚。有一件事让我不安，那就是，在红军和克格勃之间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互相敌视。”
邦达连科转身注视这位中尉。“你说得很好，年轻的同志。可能在你佩戴上将
军的金星的时候，你还会想起这种感情。”
他在岗哨的地方扔下克格勃中尉，轻快地走回公寓大楼，清晨的微风吹得他脖
子上的汗水都快冻冰了。他走进楼里，乘上电梯。这么早的时候没有热水淋浴，也
不奇怪，上校用冷水冲了澡，驱走了他那最后一点睡意，刮完脸，穿好衣服，然后
走到餐厅去吃早饭。
他毋须九点钟以前到部里，半路上有一家蒸汽浴室。这些年来，费利托夫体会
到一件事：没有比蒸汽更能驱散残酒，清醒头脑。这他也实行得够多的。他的中士
开车把他送到库兹涅茨基大桥的桑杜诺甫斯基澡堂，那儿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六个街
区。这是他每星期三早上必去逗留之地。即使去这样早，他也并不孤单。一小撮可
能是别的重要人物，沿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蹒跚地走上二楼头等（ 现在当然不这样叫
了） 浴室，成千的莫斯科人有上校同样的疾症（指酗酒——译者）和同样的治疗方
法。其中也有一些妇女，米沙不知道女浴室的设施跟他要去的男浴室是否很不一样。
这是很奇怪的。自从1943年参加国防部工作以来，他就来这里洗澡，还从没窥视过
女部的内情。算了，干那些事我现在太老了。
他脱衣服的时候，眼睛充血，眼皮沉重。他光着身子，从房间一头的毛巾堆里
拿了一条厚厚的浴巾，又拿了一把桦树枝。费利托夫在打开通往蒸汽室的门之前，
呼吸着更衣室里的清凉而干燥的空气。原先是大理石的地面现在己大部分改铺橙色
瓷砖。他还记得以前原装的地面几乎是完好无损的时候。
两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在争论着什么，可能是政治。他能听见他们那刺耳的声音
压倒了房子中间炉子上蒸汽迸发的咝咝声。米沙数一数，另外还有五个人，他们都
低着头，在令人暴躁的孤寂之间忍受着隔夜的残酒。他在前排选了一个位子坐下来。
“早上好，上校同志！”一个声音从五米远的地方传来。
“您也好，院士同志。”米沙向这位老顾客打招呼。他的双手紧紧握着他那一
根树枝，在等待出汗。这用不了多久——屋子里温度高达华氏140 度。他象老于此
道的人那样细心地呼吸着。今天早茶时吃的阿斯匹林开始发挥作用了，虽然他的头
还发沉，眼睛周围还发胀。他用树枝使劲拍打自己的背，好象在把身上的毒驱除出
去。
“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今天早上怎么啦？”院土还不罢休。
“大概跟教育部的天才差不多。”这引起一阵痛苦的大笑。米沙老也记不住他
的名字……伊里亚·弗拉季米罗维奇，还有别的什么。这笨蛋，宿症缠身怎能笑得
出来？这人酗酒是由于他的老婆，他说。你喝酒是为了摆脱他的老婆，对吧？你多
次夸口，说你曾和你的女秘书做爱，而我却愿意以我的灵魂作交换，再看一看叶莲
娜的脸孔。还有我那儿子们的脸，他对自己说。我那两个漂亮的儿子。在这样的早
晨想想这些事倒不错。
“昨天的《真理报》提到了武器谈判。”这人还扭住不放，“有进展的希望吗？”
“我不知道。”米沙回答。
一个服务员走进来。一个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矮小身材。他数了数屋
里的人头儿。
“有人要喝点吗？”他问。澡堂里喝酒是绝对禁止的，但是正如任何一个真正
的俄国人所说的，那只是让伏特加的味道喝起来觉得更美一些。
“没有！”回答得异口同声。这天早上谁也没有半点兴趣去以酒解酒。米沙见
状，稍微觉得有点奇怪。唔，这是在一周的中间，要是在星期六早晨就会大不一样
了。
“很好。”服务员在出门的时候跟大伙儿说，“外面有新洗过的毛巾，池子的
加热器修理好了。游泳也是很好的运动呢，同志们。请记住把烘烤过的肌肉活动活
动，您们会整天觉得精神爽快的。”
米沙抬头一望。那么，这就是那个新来的了。
“为什么他们非得装出副高兴的样子？”角落里有一个人问道。
“他高兴因为他不是一个糊涂的老酒鬼！”另一人回答，引起了一阵轻笑。
“五年前伏特加对我没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告诉您，质量控制可大不如以前了。”
“您的肝脏也不如以前了，同志！”
“变老真正是件可怕的事情。”米沙抬头看看是谁在说这话。那是一个刚够五
十岁，大腹便便象死鱼的颜色，抽着一支烟，这也是违犯规定的。
“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是总也长不老，只是你们年轻人忘记了。”他自言自语地
说了这么一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前胸后背上那些烧伤的疤痕，使那些
不知道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费利托夫是谁的人，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戏弄
的人。他离去之前，又在那里静静地坐了十分钟。
他出来时，服务员正在门外。上校递给他桦树枝和浴巾，然后去冷水淋浴。十
分钟后他成了一个新人，伏特加带来的痛苦和沮丧已经消失，紧张也抛在身后了。
他迅速穿好衣服，走下楼梯，来到汽车等候的地方。中士从他的步伐中看出了变化，
心里纳闷：把自己象一块肉似的烧烤一下，怎么就有这样灵验的功效呢。
服务员有他自己的任务。几分钟后他又去问了一次，结果是蒸气室里有两个人
改变了主意。他小跑出后门，来到一个小店。那儿的店主替人干洗衣服，更赚钱的
是卖“在左面的”酒类。服务员回来时带着半公升瓶装的“伏特加” （ 上面根本
没有商标，“斯托里奇”牌好酒都出口和供给上层人了） ，价钱比官价高两倍还多
一点。限制洒类销售的结果，使这个城市的黑市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也是极为有利
可图的现象。这个服务员还递过来一个胶卷盒，那是他的接头人随着桦树枝一起交
给他的。这是他的唯一接头人。他不知道这人的姓名，对他说暗语时心里自然而然
有些害怕，因为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网的这一部分，早就被克格勃的反谍机构、
可怕的第二管理局给破坏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交出去了，但必须做些事情。
自从他在阿富汗那年就开始了，那些他见过的，被迫干过的事……。他不知道那满
身伤疤的老头儿是谁，他提醒自己这个人的性情和身份如何，与他无关。
那干洗店是主要为外国人开的，服务对象是新闻记者、商人和少数外交官，还
有零星几个要保护从国外买来的衣服的俄国人。有一个顾客取回一件英国大衣，付
了三卢布走了。她走了两个街区到最邻近的地铁车站，坐自动楼梯下去，搭乘日丹
诺夫斯克—克拉斯诺普勒斯连斯卡娅线的地铁车，那是在本市地图上用紫色标明的。
车上很挤，没有人能看见她把胶卷盒传递出去。事实上她也没有看见那个男人的脸。
接着他在下一站（ 普希金斯卡娅） 下车，走过去到高尔科夫斯卡娅站台。十分钟后
又作了第二次传递，这次是交给一个美国人，他正在去大使馆途中，昨天晚上他在
一个外交招待会上呆了很长时间，今天早晨有点晚了。
他的名字叫艾德·弗利，是契可夫街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他和他的妻子玛
丽·帕待（ 也是中央情报局特务） 在莫斯科差不多已经住了四年，两人都想永远离
开这个冷酷而灰色的城市。他们有两个孩子，两人也是很久没有吃热狗、看球赛了。
这并是他们在国外工作期间没有成绩。俄国人知道中央情报局有很多夫妻小组
在活动，但是，认为可以带着子女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这种看法，苏联人不大容
易接受。他们还有自己的掩护。艾德·弗利在参加国务院工作之前曾在《纽约时报
》做过记者。他自己解释说，参加国务院，钱拿得差不多，只是因为当一名警事记
者，足迹从来没有超过雅地加（古希腊雅典城邦，这儿似指他作记者时阅历不广，
没走多少地方——译者）。他的妻子主要在家里看孩子（ 虽然需要她的时候也去列
宁大街七十八号英美学校当几天代理老师） ，常常带他们出去踏雪。大儿子在一个
少年冰球队打球，跟踪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在卷宗里写道，作为七岁的孩子，爱德华·
弗利二世是一个很不错的边锋。苏联政府对这个家庭最感到恼火的一点，是这个老
弗利对他们首都的街道犯罪的过分的好奇心，实际上这儿最坏的情况跟他所描写的
纽约市简直天壤之别。他太爱公开打听事情，不象是什么搞情报的人。他们毕竟要
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得不显眼。
弗利从地铁车站出来，走了最后的几个衔区。他朝警卫在这庄重冷酷的大楼门
前的民兵礼貌地点点头，又向门内的海军陆战队军士点点头，这才朝他的办公室走
去。这办公室不怎么样。在国务院“苏联情况简报”中，这大使馆被正式描述成
“拥挤而难以维持”。弗利心想，同一位作者大概会把纽约市南布隆克斯低级住宅
被烧光的房架子说成是“可以修理”。在最近一次修缮房屋时，他的办公室是由一
间储藏室改成的，还把一个扫帚间改成了一个十英尺见方将就使用的小房间。然而
这扫帚间是他的专用暗房。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多年来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总有一个
人住在这个特殊房间里的缘故。弗利是第一个住在这个房间里的情报站站长。
弗利只有三十一岁，高个子，瘦身材，是住在纽约昆士区的一个爱尔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