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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的天气，午后闷热闷热的。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老太后由颐和轩出来了，铁青的脸皮，一句话也不说。我们是在廊子上迎老太后回来的。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哀蝉落叶（3）
其实，就在这一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荣子的这段回忆，清楚地显示了西太后在处死珍妃这件事上，是考虑许久的，不是一时性起，而是蓄意谋杀。荣子还转述了太监二总管崔玉贵亲口告诉她处死珍妃的情节。崔玉贵说，14日午膳的时候，慈禧命他传旨，要在未正时刻在颐和轩召见珍妃。他是与颐和轩管事太监王德环一起去传旨的。珍妃穿着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着墨绿色缎鞋，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到了颐和轩，太后已坐在那里了。轩里空落落的，一个宫女也没有，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出来。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这句话戳到太后的要害，她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珍妃说：我没有该死的罪！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这时，崔玉贵和王德环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最后大声喊道：皇上，来世再报恩啦！多么惨烈的诀别。多么卑鄙的宫廷阴谋。而珍妃的临终话语，又显示出这个在冷宫中关了两年的青年女子，是何等的刚烈。对于国事，珍妃显然是有自己见解的。庚子西狩起因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进京起因于义和团在北京杀洋人，杀洋人的起因，则需要放到19世纪末整个中国社会躁动不安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最简单地说来，宫外是中国农民的传统宗教对基督教势力广泛渗透入侵造成农村社会动荡变迁做出的直接反抗；宫内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及上层保守势力试图废黜光绪帝位。而废帝，又遭到驻京外交团的反对，上层政治需要借用底层民众的街头政治力量。在这两种需求以扭曲的形式相结合，将北京折腾得天翻地覆没有方向的当口，珍妃力主皇帝留京，主持大局，焉能不踩住太后的痛脚？
四
自古以来，宫廷政治就是危险的游戏。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慈禧太后，也做不到无所畏惧。她至少要顾忌鬼神。野史上说，西太后逃难到河南时，两次梦见珍妃，而珍妃此时已经成神，玉皇大帝封她专审阴险狠毒的妇人。这种传说，在从前是很有人愿意口口相传的。但在当时，直接的压力还不是来自阴司地狱，而是来自北京的外交团。用宫女荣子的话说，就是“老太后变了，要当菩萨了。在各公使夫人面前，推儿媳妇下井的凶恶相，有多么不好？必须扮成慈祥和善的老国母，才能见外国夫人。那就要唱出鬼推磨了。”慈禧西狩回銮后第三天，便宣称她当时无意处死珍妃，只是说说气话。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井的。所以看见崔就生气伤心。于是，正红得发紫的崔玉贵，当即被撵出皇宫。崔玉贵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即隆裕皇后之父）的干儿子，桂公爷劝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而崔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说：
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到我的头上了。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如果要拿我抵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起来，我也后怕。自从离开宫以后，再也不敢沾宫的边，我怕把小命搭上。为了欺骗舆论，安慰自己，西太后还追封珍妃为“恪顺皇贵妃”。这个凄绝的宫廷悲剧，演到最后一幕，竟是如此的峰
回路转。但仔细想想，又是极简单和必然的。崔玉贵之话，该使一切在政治剧里主动或被动地扮演大小角色者惊心自惕。可惜，绝大多数剧中人，在轮到他们粉墨登场时，总是健忘的。珍妃死后，一直博得人们的同情。清代士大夫同情珍妃，其实是哀皇帝的不幸，哀他无能，无能到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力庇护。所以，有恽毓鼎的《落叶词》：“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这是旧式文人的一种传统理念。
民国以后，文人更爱直接关注珍妃，将她政治化和理念化，把她塑造成一个改革家，这固然是一种说法，也有很强的戏剧性，但到后来，几乎成了一切清末宫廷戏的套路，却似乎大可不必。珍妃无疑是光绪身边唯一能谈点政治的女人，但她的政治主张究竟是什么，恐怕并没有人知道而只能猜测。因为真正属于光绪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含混不清的。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发起的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其实质是“中体西用”。这场运动的真正舵主，应当归于慈禧太后。至于戊戌变法中，究竟哪些政治理念属于皇帝，哪些属于康、梁维新派，完全可由学术界再作讨论，但在我看来，光绪的总体思路，并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另外说来，慈禧与光绪间的宫廷斗争，固然是一种残酷的政治行为，但并非都是是非之争和新旧之争。即便在戊戌政变的重大关头，这种斗争也仍然包含着母子之间的权力纠葛，如同慈禧与珍妃之争，包含着民间家庭古今常见的妇姑勃，这里的道理，其实是无需多作解释和论证的。就今天所能看到的珍妃史料而论，我对这位雄心勃勃气度不凡的女士一直难下更高的判断。我可能过于拘谨了。女人是很难琢磨透的，咸丰年间，谁又料想到兰贵人后来会成为事实上君临天下四十七年的女主？就史论史，过于拔高珍妃的历史地位，显然还证据不足。珍妃确是不幸。她的不幸，自然始于她的入宫，始于她做了慈禧太后的儿媳妇。据说当初光绪选后妃时，最中意的其实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他走到德家小姐面前，正想递出表示中选的如意，慈禧在一旁忍不住大喊了一声“皇帝！”光绪不得已，才改选隆裕后。酷爱听戏的德家小姐，失去了母仪天下的机会，和其他入围决赛圈的秀女一样，仅获赏赐四匹大缎。后来她嫁给内务府某郎中，应当说，她是最幸运的。
同样不幸的女人还有隆裕。她的婚姻生活毫无乐趣，40岁就做了寡妇，大清退位诏书也是她签的字。而在野史里，隆裕还是个善妒、打小报告、陷害珍妃的反派人物。她的弟弟增锡说：“历史对隆裕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隆裕成了一个牺牲品。”增锡的孙子那根正说：“隆裕真正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当年无辜地被选进了宫，无辜地嫁给了皇帝，又无辜地被皇帝讨厌。”“在整个历史中，隆裕只是个陪衬，人们可以说珍妃的悲剧，但是隆裕的悲剧谁关心过呢？”
五颐和轩依然闷热。颐和轩北面那口小小的井，就是珍妃的殉难处。挂着一块说明牌，叫做“珍妃井”。民国年间，被逊清小朝廷封为“端康皇贵妃”的瑾妃，曾在“珍妃井”旁，为妹妹建立过一个小小的灵堂，叫做“怀远堂”，又在堂中设立了一块“精卫通诚”的匾，可见她们姐妹情深。遗憾的是，这些文物如今都不陈列了。游廊西侧的乾隆花园里，传来一阵蝉鸣，打破了宁静的氛围，也激起我的遐想。记得电影《末代皇帝》中，拍了一只宫中的老蝈蝈，这是导演贝托鲁齐的神来之笔。如今欢唱的知了，显然不会那么长寿，没有见过慈禧、光绪和珍妃。但它们是不是九十年前知了的后代，住在宫中的大树上，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呢？清末钱塘九钟主人所撰《清宫词》中谓：“宫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落叶夜招魂”，珍妃的亡灵有蝉儿相伴，亦可安息了。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1）
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
冬日的太阳从铅灰色的云层中露出慵倦的身影，像个白乎乎的盘子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不刺眼，也没有丁点儿暖意。前些天下的那场雪早已融尽，只剩下路边行道树的根部还残留着一圈圈白色的痕迹。空气中弥漫着凛冽的寒意，伴随着不时刮来的朔风，驱使行人匆匆赶路，而不像秋天的上午，可以悠闲地散步，看看街头的橱窗，看看挺拔的穿天杨树干上长出
的一只只神秘莫测的大眼睛。但我不愿悠闲地呆在翠明庄招待所暖融融的房间里，如同每次来京那样，我总给自己的空余时间安排了凭吊故地的寻访计划。这天，我要去的地方是达智桥胡同。达智桥胡同，清代的地名叫做“炸子桥”，也有写作“诈子桥”的。桥在何处？桥名何意？均不详。反正现在没有桥，也没有谁去猜想它从前的命意。我沿前三门大街拐至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走不多远，从一个正在推销有奖储蓄的小邮电所旁边拐弯，就看到了胡同的路牌。这是条极不起眼的小巷，长二百米，宽五米，西头通往校场五条。
除了住户，留意它的人很少，但在明清两朝，这里却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著名的松筠庵和嵩云草堂都坐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松筠庵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宅第，现在的门牌为12号。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曾因上奏反对大将军仇鸾与蒙古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而贬官。仇鸾事败后，明世宗念其反仇有功，将他一年里连续提拔四次。首辅严嵩也因与仇不睦，将杨引为同调，对于杨的升迁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杨继盛认为严嵩是比仇鸾更坏的奸臣，毅然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上奏前，他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义无反顾地与严嵩抗争。旋被捕下狱，历尽酷刑折磨而不改初衷。《明史》记载说，他受刑昏迷，半夜醒来，用尖锐的瓷碗碎片刮去身上发炎的腐肉，再用手将刮不干净的筋膜弄断以疗伤。前来探视的狱卒吓得差点儿将手中的油灯打翻，而“继盛意气自如”，是个刚强的铁汉。三年后，严党仍不放过他，将他判了死刑。杨夫人伏阙上书，“愿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报。临刑前，杨继盛赋诗：“浩气还太清，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夫人亦自缢殉夫。杨氏夫妇就此成为天下闻名的忠烈，故居被改作松筠庵。到了清乾隆年间，松筠庵又被辟为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杨继盛生前所住的房屋，题名为“景贤堂”，当年书写弹章的书房，扩建为“谏草堂”。他上谏弹劾仇、严的两篇奏稿，被镌刻成八幅石刻，连同后人的纪念墓志和序跋，一同镶嵌在景贤堂的东、西墙上。四周筑起回廊，堆起假山，林木扶疏，景色雅致，成为宣南一带士大夫雅集聚会的重要场所。光绪年间，清流党人每每在此议论时政，一时殿陛风生，万众瞩目。台湾学者高阳在《明朝的皇帝》一书中说：
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做官原是义利并取而不侔的一件事，宰相既富且贵，名利双收；疆臣起居八座，煊赫一时，只要所做所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个人私欲如何，固可以不问。但唯有言官，只许以名，不许以利；因此有志于做言官，固不妨以获大名自期。就此意义而论，杨继盛得报不菲。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归于瓦砾，而杨继盛的故宅，巍然独存，那就是北平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然而高阳想错了。你若在大街上问一百个北京人松筠庵在哪里，保险一百个人答复全是“不知道”。时下出版的各种北京游览图册，从不著录松筠庵在何处。我在到处寻找它却一时无处可寻的时候，也曾揣度过它的废圮颓败，但当我终于来到松筠庵旧址凭吊时，满目疮痍的景象仍然大大超出我的料想而使我震惊：各堂室的匾额毁于“文革”，谏草堂改为居民住房，景贤堂成为街道工厂堆放杂物的仓库，假山林木亦已荡然无存，每块空地都见缝插针般地搭起了平房，比上海的棚户区还要拥挤不堪。我问一位住户，松筠庵还有什么遗迹？她指给我看景贤堂后墙约二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