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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东北角门退出，发现原先的山门（现已堵死）外侧的墙壁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名称是“杨椒山祠”。旁边是居民委员会贴出的标语：“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把首都建设成优美清洁的城市！”一个孩子站在风中傻傻地吸着鼻涕。当年松筠庵，南北长七十五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占地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后三进。其中各种建筑、住房和花园占去大部分面积。清人昭涟《啸亭杂录》称之“地甚湫隘……想见当日（杨继盛）清贫之状”。这为我们了解明清两朝“司局级官员”的居住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历史考据有时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零碎的记录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证。以“清贫廉正”著称的杨继盛，居住如此规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认作“湫隘”，尚书、侍郎级大员的府邸又该是怎样的规格？四合院是一种舒坦恬适的平面式建筑，规模从小型到大型，变化繁多。
鲁迅1924年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购下的寓所属于典型的小四合院，仅有一进，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佥事和几所大学的兼职讲师。可见当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进而联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远不如后来发达的江南县城上海筑豫园以愉老父颐养天年，恐怕并不显得有什么大不了。如同一辆老牛负载的重车，四百多年光阴“嘎吱嘎吱”地碾过了崎岖坎坷的沟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杨继盛是谁了。真正使松筠庵这个名字得以延传的，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大肆鼓吹的“公车上书”事件。说来惭愧，尽管我在大学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对于“公车上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1988年底，我正是抱着寻找戊戌变法旧址的心愿，来松筠庵访古的。此后我曾写过《戊戌变法遗址寻访》的散文，作为我撰写“京华胜迹”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两代爱国志士的一方圣土。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猛然发现“公车上书”的真相，与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唤起我对康有为的另一种看法。关于“公车上书”，通常学术界采用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
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５月２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2）
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其实，康有为的说法大可怀疑。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早在4月14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即给清政府发电：“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
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５月２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
是日天本晴丽，风和星爽，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愈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左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按此说法，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5月２日胎死腹中。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局已大定，不复可救”；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95年5月下旬还承认，作为他后来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根据翁同5月2日日记，这天天气晴朗。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已“幡然有批准之谕”。他们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军机大臣们“战哽咽，承旨而退”，在午前结束办公，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申初（下午3时左右），雷从西北来，甚震，雨一阵旋过，风雨自然与是否用玺无关。
此时最高层即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反对签约的上书，也不会成为决策的依据。但需说明的是：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因此，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云云，全然不知从何说起。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公车拟上书”事件，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集会的？“湫隘”的松筠庵，能够挤进上千人吗？按康有为和“未还氏”的说法，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那么当他写罢公呈，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抑或仅是征集签名？这些疑问，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由于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且又说法不一；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在他们的书信、笔记、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康本人除了说一千二百人外，又说有三千人。梁启超有时说一千三百人，有时说千余人，有时说三千人或数千人。《公车上书记》所刊题名，为六百零二人。人数的上下悬殊，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的呢？因此有人猜测，《公车上书记》上刊载的题名录，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过字，则是一笔糊涂账。可以说，“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他后来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介事地说：“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又吟诗称：
抗章伏阙公车多，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凭空把没有上奏的万言书的社会影响说得如此之大，似乎已到洛阳纸贵、神州传颂的地步，并将美国公使搬出来唬人，目的只有一个：抬高自己的身价。据当代学者考证，《公车上书记》其实是康有为及其门生避开北京，拿到上海租界里自行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此书初版广告刊载于当年7月10日《申报》，从时间上说，距松筠庵会议不过68天，速度可谓极快。其广告曰：
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
○盛世危言
寄售上海四马路古香阁书庄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兹觅得全稿，并上书姓名，石印成书，以餍众目而快人心。每部实洋两角。为了推销此书，代销商在《申报》上又刊登过六次广告，宣传声势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但只过了五十多天，《申报》又登出如下“告白”：
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
本坊前售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因存数尚多，兹自七月十一日（按，即8月30日）起减价发兑：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要者请即购取。
此布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3）
马路古香阁告白这本售价洋二角的小书，已经成为特价书了。德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证明一件事很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材料，但要证伪却不难，因为往往只要一两条材料就够了。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做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原始史料。康有为为什么要杜撰出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呢？这要从中国官场制度和知识分子入仕之途说起。作为一个想有作为却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的出路，唯有先通过科举改变地位和身份，然后顺着官场的阶梯慢慢地攀援而上，直至熬到一定地位，再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布衣晋身卿相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北宋汪洙所撰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科举制度尽管为平民入仕打开了一扇门扉，而整个官场，却沿循着资历等级、逢迎阿谀、明哲保身等原则，来消磨人的意志和锋芒，待到位极人臣，往往已经没有办事的魄力了。清代有人作《一剪梅》四首，讽刺官场弊端：
其一
仕途钻刺要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