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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潭畔弦歌杂，
韩家潭。
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我从琉璃厂东街迤逦东去不远，穿过桐梓胡同，来到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就到了八大胡同的地面了。寻找一番，得悉不少巷名在1965年已经更改。比如铁树胡同，便是当年的李铁拐斜街；大李纱帽胡同，改称大力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改称小力胡同；韩家潭，改称韩家胡同。我不由想起王广福斜街，在更早的时候，是叫过王寡妇斜街的。当年清人评论说：改动数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真矣”。但在今人看来，保留这类地名之“真”，似乎并无意义，且看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就是不设“八大胡同”辞条，读者不难体察个中端倪。
这里是非常普通的旧城区。道路狭窄，街道两侧都是灰暗斑驳的围墙。透过漆皮剥落的院门看去，院里没有什么花草点缀，也没有影壁游廊的痕迹，见缝插针般挤满了低矮的红砖或灰砖平房，显得密不透风。那平房，多半也是简易式的，似乎没见到卷棚顶或硬山顶的大房子。与走在鼓楼、西四一带的小巷，没有特别的差异。间或有几幢二层楼的半中半西砖式建筑，由于年代久远，也已残破不堪。对比刚刚走过的按照清代街面风格“穿靴戴帽”，粉饰一新的琉璃厂东、西街仿古建筑群，再遥想当年笙管弦歌、缠头争掷的风流景象，今日的八大胡同便更显得寥落和残败，犹如一具早已僵死的爬行动物遗蜕下来的躯壳，看不到半点温柔乡、销金窝的风韵。我料想，这里的每个院子，都有自己悲欢离合、如泣如诉的往事，踌躇许久，终觉不便串入某家，去细询昔日金粉勾栏的详尽情况。
二
有学者认为，妓女是人类历史上除了祭司或巫师之外第二项最古老的职业。中国的妓院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在清朝咸丰、同治年前，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王公大臣，到东便门外的灵官庙去吸鸦片狎妓女，被当场抓获，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道光帝下谕革去他们的爵位。因此，这一时期京师的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相公”的。——北京人的缩略语常使人纳闷，眼下时兴把每乘坐十公里付十元车价的“大发”面包出租车（的士），说成是“面的”，便同“像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像姑们的居处，就在八大胡同一带，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稗史中说，像姑悬牌门前，称“某某堂”，并悬一盏角灯。庭中花木池石，室内鼎彝书画，陈设颇为雅致。客至，瀹茗清谈，诗酒流连。“韩潭月上，比户清歌”，堪称当年的“KTV”。光绪中叶，社会日趋失控，禁网渐弛，内城的口袋底、砖塔胡同，出现了唱曲的女子歌班，其中多数暗中卖淫。八大胡同也飞出了莺莺燕燕。庚子之乱后，像姑烟消云散，妓院完全占领了八大胡同。时值“新政”，设立警察，妓院纳税，充作警费，妓院得以公开亮牌，称为“官妓”，与警察局相得益彰。但堂名悉数改称“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兴隆了二三十年。近年来，许多人出国观光，发现国外妓女纳税，妓院只要开在指定区域内，也属合法。红灯区甚至可作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并有一套“公共厕所”理论，便大为叹服。殊不知，在这方面，北京人早在本世纪之初，已同国际接轨。
妓院自然是出卖灵肉的地方，但仅仅看作色情场所，也是不够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伊·唐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SexInHistory）一书中认为，对盛行多妻制的中国丈夫而言，私家经营的青楼，是躲避家庭责任和纠纷的避风港。这里能提供宁静和松弛，精美的食物与饮料，音乐和舞蹈，当然，也可以提供夜间的殷勤款待。她认为，只提供性满足的妓院一直是很少的。上海社科院历史学者许敏在讨论晚清上海社会生活时也说，租界中的早期妓院还包括社交聚会、美食餐饮和演艺娱乐场所的功能。他说，妓女实际上是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生存的workinggirl，当时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女子也惟有她们。只是随着整个近代城市生活从各个方面的逐渐展开，早期妓女的各种社会功能才随之分解和专门化，最后更集中于性服务。长期以来，人们把妓女看成私有制社会妇女遭受摧残蹂躏的畸形产物，但往往忽略了对她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思考。妓女是融合了女人各种特质的复合体，她们把女人的美丽、温柔、善于和男人和谐相处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将男人琢磨透了，有时利用姿色，有时利用柔弱，巧妙地控制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寄生在男人身上，从而将女人最美和最恶的两极融会一身。至少在八大胡同，号称“卖嘴不卖身”的清吟小班，门前香车宝马，结交公子王孙，仅靠色相而无公关能力，没有一二手动人心弦的表演技能，不懂得点诗书棋画，恐怕是难以打动恩客的。其中出名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上层政治。而不少政治交易和幕后活动，也确是在妓院进行的。晚清八大胡同最出名的妓女，当推赛金花。赛金花的出名，首先在于她的传奇经历。
据赛自述，她本姓赵，原籍在徽州。因为太平天国征战，父亲逃难到苏州。后来娶了苏州太太，她也出生在苏州。以后家道中落，她被人诱骗到花船上“出条子”，成了“清馆人
”。十四岁（实际为二十三岁）嫁给了正在家乡守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虽说是第三房姨太太，但因洪钧是同治戊辰科的状元，所以赛金花也就被人称作“状元娘子”了。台湾作家高阳曾写小说《状元娘子》，讲的是洪钧尚未中试前与山东烟台风尘女子李蔼如的爱情悲欢，读来扣人心弦。书中的洪钧，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郎，金榜题名后，不愿娶妓女作自己的正牌夫人，朝中提携他的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势力，也想把新科状元塑造成纯洁贤达的公众偶像，因而鼓动他抛弃了曾在逆境中鼎力扶持他进取的蔼如，把蔼如母女逼上投圜自尽的绝路。这个蔼如，便是小说《孽海花》第三回中提到的“新燕姐”。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落尽夭桃又侬李（2）
用《孽海花》最初的作者，笔名“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说法，“赛之前生为烟台名妓，洪文卿游幕烟台，眷之。洪欲入得试春官而无资，妓助之五百金。即贵而弃之，妓缢。阅十七年……洪纳一小家碧玉于苏，入门则貌固俨然一烟台之妓也。弟于《孽海花》开宗，即影射此事。”前生云云，当属无稽。有无此妓，亦可存疑。但高阳却以此敷衍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把烟花女子企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心情，刻画得丝丝入扣，这番本事，确实令人十分钦佩。赛金花婚后数月，洪钧服满，被简派为大清帝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大太太不愿出国，洪钧便携带新婚燕尔的小妾（家里人称她“新太太”）上路，在欧洲做了三年外交官。赛金花也就在欧洲的社交界做名正言顺的公使夫人，晤过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俾斯麦，游历过柏林、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虽说在她之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带着侍妾梁夫人出使，第二任公使曾纪泽的夫人还在伦敦使馆生过孩子，但她们的名气都没有赛金花响亮。这恐怕同小说《孽海花》所作的夸张渲染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洪钧任满回国不久病逝，赛金花不愿为他守寡，跑到上海，重做冯妇，挂牌开书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那会儿，赛金花年过三十，风韵犹存，据她自己晚年回忆，“出去时头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都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新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1898年，赛金花北上天津，弄了五个南边姑娘，开“金花班”。次年又进北京，就住在八大胡同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里。她常常男装打扮，被人称作“赛二爷”。从此南班妓女进入北京，北京妓院分作南北两大流派。所谓妓院的南北特色，《清稗类钞》中曾有形象的概括：
大抵南帮活泼，而不免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应酬周至，若北帮则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顾亭林论社会情况，以“闲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评南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评北人，观南北两帮之妓女亦犹如是也。赛金花的命运历尽坎坷曲折。1903年，她在陕西巷开妓班，花六百两银子买了个叫凤林的姑娘，不想她以前曾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有个熟客想帮她脱籍未成，结果被卖到赛家班，又不堪赛金花的逼迫凌辱——想必赛金花也是个凶神恶煞般的鸨母——不久服鸦片自尽。赛金花虽然手眼通天，熟人极多，被解入刑部大狱后，官场中的相好为她奔走关说，但也花了大量冤枉钱，弄得几乎倾家荡产，最后才被解回苏州原籍。以后，她曾两度为妓，又嫁过两个男人，都先她而去，大约命中克夫。晚年，赛金花过着贫寒的生活。1934年，曾在北大以讲授性学出名的哲学博士张竞生在上海为赛募捐，收获甚微，他写信通知赛金花：“我们对你是极愿意帮助的，然而为力甚微弱。无阔友，有也管不及了。”又说，“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与其空念弥陀佛，不如再现身救国，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护妇也极可为。若能领率一班女同胞作有规模的社会运动，更是再好不过的。你打绒线工作吗，当多多打出，为无数贫民作纪念呵”，很有点小白脸的油腔滑调。1936年12月３日，她在北平天桥附近的香厂居仁里16号与世长辞。死后连薄皮杉木棺材以及一应丧葬费用，都是别人捐助的。她被葬在陶然亭锦绣墩，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
四
时下在北京还能看到的与赛金花相关的遗物，一处是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陈列室，内有赛金花墓碑，潘毓桂撰文，喻长霖撰额，吴炳麟手书，中国石公司镌赠，是黑色大理石制品，高约二米。这块墓碑，是北平沦陷后落水文人所营建的，如今记得此事的人已经不多了。陈列室中还有清末遗老樊增祥著名的前后《彩云曲》，以及张大千画的“彩云图”，都刻成石碑，在赛金花活着的时候，就已嵌在陶然亭的北墙上。另一处则是中山公园里那座漂亮的汉白玉蓝琉璃瓦石牌坊，也就是当年十分著名的“克林德碑”。克林德男爵（BaronClemensKetteler）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20日上午，他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途经东单总布胡同，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在此之前，北京的义和团发展得如火如荼，团民们到处攻打一切与“洋”字沾边的东西。义和团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运动。它的掀起，同19世纪末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相联。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特别是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即青岛）后，修筑胶济铁路，开发沿线矿产，以及大批外国商品的涌入，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日益艰难。外国传教士到处传教，教民以信教为护恃，为非作歹，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相当多的人认为，他们生计的急速恶化，是因为外国人在修路、开矿、架设电报线时，伤了“风水”、“龙脉”，所以，他们便以义和拳这种秘密会社的形式进行反洋教和排外的活动。各种“特异功能”大为盛行。人们确信，义和团的老师和大师兄能用法术搬请各路神仙人物附体。喝了符水，洋鬼子的子弹就打不进自己的身体。
这自然是一种愚昧。但既然洋务派的“自强”举措没能顶住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血腥扼杀，中国农民就重返历史前台，以盲目排外的极端手段，来进行反抗西方侵略的悲壮搏斗。而更可悲的是，这场斗争又被朝廷内的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