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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
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2）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三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户部竟如此！”
这里，是在争是非，还是在斗心机呢？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3）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地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当时也有人是把李、翁一块儿骂的。有副著名的对联说：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通常被人称作宰相。翁同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往往被人称作大司农。《小奢摩馆脞录》说这联“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构思确实绝妙。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