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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骚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亲人去亲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摸，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为股东时才三十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他更年轻的股东，如果他没灾没病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最老的执行股东，法律就是他的生命，这一点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证明。他搞别的什么都不行，唯有在经营大公司方面绝对是个行家里手。
他下午六点钟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儿。波利和其他的秘书都已走了，帮办和职员也已下班，在五点半以后，走廊里的人明显地少了下来。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我以为你病了。”他说。
“我要走，鲁道夫。”我壮着胆子说，但我的心里仍有些紧张。
他把桌子上的书往旁边一推，又把笔帽套在那支昂贵的金笔上，说道：“我听着呢。”
“我打算离开公司，有人让我去一个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别干傻事，迈克尔。”
“我不是干傻事，我决心已下，我只想尽快离开。”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东了。”
“我已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我，所以有点无奈地转了转眼珠。“听着，迈克，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给毁了。”
“我并不是被毁了，而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其余八名人质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的。”
“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
“那你去哪儿呢？”
“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们付你多少工资？”
“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
“你真是疯了。”
“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
“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
“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
“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
“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
“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
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鲁道夫。”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买了一些泰国食品带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点冰块，安排好餐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莱尔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呢？这不太可能。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互不关心的习惯，我们也不互相争斗，所以，我们的战术都不怎么高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来个突然袭击，充分想象她当时吃惊的样子，然后再准备听她说一些风凉话。
已经快十点了，她已在交通高峰期前吃过晚饭了，所以我们拿着酒杯径直走到客厅里，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炉拨旺，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什么事？”她毫无担心地问道。
“我想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吗？”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她既希望如此，又想显得不关心此事。
“是的，我不能回到那里了。”
“为什么？”
“我想换一下环境，公司工作既无聊又无足轻重，我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很好。”她已经想到收入的问题了，但我想看看她要挺多久才能问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令人羡慕的。”
“我和你提起过莫迪凯·格林。他的事务所给我一份工作，我周一就去上班。”
“周一？”
“是的。”
“这么说你已决定了？”
“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根本没有发言权，是不是？”
“我没法再回公司了，克莱尔，我今天已经和鲁道夫说过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轻轻地咬了咬牙，一股怒气冲了上来，可她又压下去了，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真是令人惊讶。
我们都看着火，被它那橘红色的火焰所吸引着。她又开口道：“我可以问一下这将对我们的经济收入有何影响吗？”
“情况不一样了。”
“新的工资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万。”
“年薪三万，”她重复着这个数字，接着又说，但声音很低，“这还不如我挣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万一千美元，但再过几年，她的工资会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说挣大钱的日子为时不远了。为了达到我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这笔经济账。
“我去搞公益法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我说道，尽量不显得太清高的样子，“就我所知，你当年上医学院也不是为了钱吧。”
正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学医的学生一样，都信誓旦旦地说学医并不是为金钱所吸引，她也说是为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那些学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实他们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边看着火，一边盘算着。我猜她一定是在考虑房租问题，这套公寓的确不错，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这样的房子就相当不错了，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对于地点我们也十分满意，无论是位置，还是周围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邻居，都无可挑剔，只是每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待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里的优越条件。如果搬离这个地方那可就得有个思想调整过程，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关于收入的事我们都是彼此公开的，谁也不瞒着谁。她知道我们俩每月共同收入是五万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账户上一万二千，可是我很吃惊怎么我们结婚六年来竟没有多少积蓄。可能是一旦进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财源滚滚，用不着去想这件事的缘故。
“我想我们得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说，说话时两眼冷冷地盯着我。我知道，“调整”一词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说道，说着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卧室去了。
说来可怜，我想，我们就是想象个样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仇恨与不满都干干脆脆说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我十分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的故事也够得上有传奇色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变成了为穷人伸张正义的人，从一个赚大钱的公司转到了根本不赚钱的公司，尽管她也认为我是发了疯，但她感到要批评一位圣人也实在不易。
我又加了一块木头到炉里，又调了一杯酒，最后就在沙发上睡下了。
第十三章
在公司的八楼，股东们有一个私人餐厅，作为非股东的职员如能在那里就餐是一份荣幸。鲁道夫以为七点钟在这间特殊的屋子里请我吃碗燕麦片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他也真是够傻的了。他以为我怎么也不会置这影响未来充满权力的早餐于不顾。
他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昨天夜里他同阿瑟商量过了。说给我十二个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凯那个事务所所付工资的数量给我增加工资。并且说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尽力去保护穷人的利益，我可以作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员为他们干一年活儿，这样他们会满意，我也可以充满精力地回到公司来，我的兴趣也就得到了满足，就可以把我的才华全部奉献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
我也对这个想法有些动心，不禁盘算起来。我告诉他说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而且尽快给他答复。他又提醒我说这件事必须要交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为我不是股东。公司对非股东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呢。
鲁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公司的反垄断部门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所以我要离开，势必会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难，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公司有八百名律师，总会有合适人选来填充这一空白的。
去年我的收入将近七十五万美元，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们这个舒适的小屋用早餐和听他们迫切挽留我的建议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给无家可归的人或慈善事业，然后在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也不失为好主意。
在讨论完年假的事情之后，我们又转而商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当我们一项一项地讨论要做的事时，布雷登·钱斯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
“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
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
“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
“我们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