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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底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著「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底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