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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蕴之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唐代李筌注曰：“军不厌诈。”这是说，用兵的道理在于诡诈，要让对方摸不清底细。《韩非子·难一》中也有“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说法。到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被罗贯中借曹操之口概括为“兵不厌诈”的四字成语了。用兵之道，不厌诈伪；侦破之道，也是如此。宋代桂万荣编撰的《棠阴比事》，其中有些案例，就反映了古人在这个方面的智慧。
《棠阴比事》是继五代和凝、和父子编撰的《疑狱集》，与宋代郑克编撰的《折狱龟鉴》之后，又一部记述诉讼活动的书籍。桂万荣，史书无传，因此很难查考他的生平事迹。据他在《棠阴比事后序》中所署的职衔，是“朝散大夫、新除直宝章阁、知常德府”，时间是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即公元一二三四年。成书的时间，据他在《棠阴比事序》中说，是“岁在重光协洽”，这是指辛未之岁，也就是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即公元一二一一年。《前序》《后序》的书写时间相隔二十四年之久。至于桂氏的其他方面，我们就所知甚少了。
关于《棠阴比事》的命名，“棠阴”即“棠荫”，系取自《诗经·召南·甘棠》。其诗三章，每章三句，是一首赞美召伯听讼的诗。甘棠，即杜梨，又名棠梨，叶圆而有尖，花呈水红色，果实扁圆而小，累累枝头，味酸甜。因为甘棠枝干高大，所以古代常在社前种植，称为社木。古代的社，是听讼断案的场所，也是敬奉大地之神与五谷之神的地方，因此又称社稷。传说召伯曾在社前的甘棠树荫之下听讼断案，公正无私，人们爱戴他，便唱这首《甘棠》，表示要爱护社前的树木，用来寄托对召伯的怀念。“比事”二字，据桂氏在《序》中说，是“比事属词”的意思，也就是排比事类，连缀文辞的意思。
《棠阴比事》中，反映侦破智慧的案例十分突出，如《彦超虚盗》《道让诈囚》《柳设榜牒》《杨津获绢》《裴命急吐》等。下面我们就针对上述五个案例做些介绍分析。
《彦超虚盗》的故事说：
五代时，后汉人慕容彦超善于捕捉盗贼。他在郓州（今山东东平）担任节度使的时候，在州中设了一个质库（当铺）。有个人拿来两锭假银，典当了十万钱。慕容彦超得到报告以后，就令质库总管出个榜文，假称质库被盗，丢失了用来抵押的银锭和其它财物，呼吁社会各界协助捕捉为首的盗贼。不出几天，果然有人来赎那两锭假银。抓住这个人加以审问，果然就是那个骗贼。
慕容彦超，鲜卑族吐谷部人，新、旧《五代史》均有传。《新五代史》称他“为人多智诈而好聚敛”，所载《虚盗》事实，与《棠阴比事》大有出入。因本文意图不在考辨，姑置不论。慕容彦超在《虚盗》中所用的诈伪之术，是基于对案犯的一种心理认识，即：案犯既然能用假银质钱，当他知道假银在质库中被盗丢失之后，必定会来赎取真银。事情果然如慕容彦超之所预料，他的侦破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道让诈囚》的故事说：
北魏高谦之，在他担任河阴县（故址在今河南孟津东北）县令的时候，有人用布袋装着石头瓦片，诈称是银钱，去欺骗卖马的人，马一旦到手，就借机逃走。朝廷下令要求将案犯缉拿归案。高谦之面对这种情况，就给一个在押的囚犯上了刑枷，让这个囚犯站立在马市上，由衙役宣称他就是那个用诈骗手段买马的贼人，现在就准备处死他。与此同时，高谦之又暗中派人察看马市中小声议论这件事的人。就听见有人高兴地说：“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抓住这个人加以审讯，于是尽数捕获了他们的党羽。
高谦之，字道让，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崇之子，高恭之之兄，《魏书》《北史》均有传。他担任河阴县令，是北魏孝明帝孝昌初年的事，所记《诈囚》事，《棠阴比事》与《魏书》《北史》无大异。《魏书》《北史》并言其“在县二年，损益治体，多为故事”。看来是一个好官。高谦之在《诈囚》中所用的侦破方法，是把假犯当作真凶，从而解除案犯的戒备心理；与此同时，又注意观察有谁产生如释重负似的喜悦，并形诸言语之中。“欣然曰无复忧矣”的人，自然就有最大的嫌疑；“遂执讯问，悉获其党”，也就不足为怪了。
《柳设榜牒》的故事说：
南北朝时，北周柳庆在西魏担任雍州（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别驾的时候，有个胡人家里被抢劫了。州、县衙门都做过一些侦察，均没有发现贼徒的来龙去脉；左邻右舍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的很多。柳庆认为，贼徒既然很多，就很像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就彼此不知根底；既然彼此不知根底，就容易互相疑忌。这样，就可以利用诈伪之术来将他们逮捕归案。于是他就指示写了许多假匿名信贴在衙门口，信中说：“我们一干人共同抢劫了胡人的家，但我们人众混杂，终于难免泄露真相。如今打算自首，又担心被杀头；假如官府答应先行自首的可以免罪，便准备前来投案。”柳庆接着又指示衙门贴出准予自首免罪的告示。过了两天，盗贼中的一个、广陵王元欣的家奴反绑着双手果真来到告示下自首。于是顺藤摸瓜，最终没有一个漏网跑掉的。
柳庆，字更兴，解（今山西永济）人，《周书》《北史》均有传。他是唐代柳宗元的七世祖，史载其守正明察、不避权贵、断狱无私的事颇多。《周书》本传即记有其惩治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外甥的事。在《设榜牒》中，他所施行的诈伪之术，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贼徒既众，似是乌合；既非旧交，必相疑阻。”他的这个认识带有一定程度的推断性，但贵在准确无误；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取得这种预期的效果。这个案例，《周书》《北史》亦均有载。
《杨津获绢》的故事说：
北魏杨津，在他担任岐州（故址在今陕西凤翔南）刺史的时候，有个武功人押送三百匹绢，在离城十里的地方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有一个使者骑着快马经过这里，被抢劫的武功人就把强盗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告诉了这位使者。使者一到州衙，就把情况向杨津作了报告。杨津便指示手下人说：“你们立即到处扬言，说有个人穿着某种颜色的衣服，骑着某种颜色的马，在城东十里的地方被人杀死了。如果死者有家属，可以尽快来州衙报告。”果然有一个老太婆，一边哭着，一边向州衙走来，说死者是她的儿子。找到了强盗的母亲，强盗自然就跑不掉，最终被收捕入狱，并查获了三百匹绢。
杨津，字罗汉，本名延诈，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魏书》《北史》均有传。史载其任岐州刺史时，“巨细躬亲，孜孜不倦”，“守令僚佐有渎货（贪污）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书切责之，于是官属感厉，莫有犯法”。他破获这起抢绢案所用的诈伪之术，是基于对人们亲情关系的理解。他教下属扬言某人被杀死了，并不曾明言他是强盗，这就使他的亲属消除了戒备心理。况且儿子作强盗，也未必敢让母亲知道。但是，一旦找到了强盗的母亲，自然就离找到强盗不远了。这个案例，《魏书》《北史》亦均有载。
《裴命急吐》的故事说：
唐代裴子云在新乡（今属河南）当县令的时候，境内有个老百姓王恭被征召守卫边疆，临行时把六头母牛留在了舅舅李琎家。五年之间，六头母牛共生了三十头小牛。王恭退役回乡，向舅舅要还母牛，李琎说：“六头母牛，有两头已经死了。”只归还了王恭四头老母牛。王恭到县衙提出诉讼，裴子云就把他关进了监牢，又命令衙役传唤李琎。李琎来到县衙，裴子云厉声对他说：“有个盗贼供认同你合伙盗了三十头牛，藏在你的庄上。”又掉转头对衙役说：“把盗贼带上来和他当面对质！”于是用布衫蒙住王恭的头，让他站在南墙根前，同时命令李？赶快如实招供。李琎于是说：“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王恭的母牛所生，实在不是盗来的。”裴子云命令去掉王恭头上的布衫。李琎吃惊地说：“这是外甥王恭！”裴子云说：“马上还牛，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李琎只是沉默不语。裴子云又对李琎说：“养牛五年也很辛苦，为此特送你五头牛作为酬劳，余下的一起归还王恭。”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对裴子云表示叹服的。
裴子云，史书无传，生平事迹已很难查考，所知道者，仅此一事。然而仅此一事，人们便可知道他是一个十分具有智慧和人情味的官员。他所使用的诈伪之术，是基于对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差异性的认识。这是上述五个案例中惟一用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案例。舅舅占有本来应该属于外甥的牛，虽然不算犯罪，却也于理不通。外甥告到官府，官府首要的是弄清事实，而且最好是由舅舅自己说出来。这就需要费一番心计。裴子云故意造成把李琎扯进刑事案件的假象，就是为了让李琎自我辩解，从而不得不吐露实情。李琎申辩自己庄上只有外甥的牛，而没有偷盗的牛，这就给还牛奠定了基础。这个案例，最精彩的是结尾“特与五头，以偿辛苦”的部分，这部分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也是人们对裴子云表示叹服的主要原因。
运用诈伪之术进行侦破，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保守秘密，使对方不知其为诈伪之术。另外，虽是诈伪，却都在情理之中，就如同真实存在的一般。古典小说《红楼梦》里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话，这里倒可以反用其意，作“真作假时假亦真，有为无处无还有”。当然，诈伪之术一旦被识破，那后果也必定是十分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