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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声音还是那样诙谐、幽默：
“任重同志，我今天正式向你告辞，我得回北京了，我想家了。”
这么突然！不是说得好好的还要游游龟山、到黄鹤楼旧地重新凭吊一番吗？怎么说走就走呢？
“我怕上了黄鹤楼再也下不来呢！”
毛泽东还像往常那样，信口开着玩笑。
陶铸在办公室迈着细碎的步子，来回走着，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他也顾不上擦，雪白衬衣上的纽扣全都没有扣上，他平时衣冠整齐，言谈举止很有外交家风度，并且极爱面子，但这一段忙得什么都顾不上了。这两天，为了北大、清华、北师大部分学生反工作组的窄，康生和邓小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他竟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了康生。事情过后，特别是一起在场的刘志坚提醒了他以后，陶铸有点懊悔，也感到了一种歉疚。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批评错了，只是觉得方法不当，特别是当着许多下级和邓小平的面，他不该越趄代庖，让康生下不了台。
不过，康生的态度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了！
清华大学附中冒出一个不三不四的叫什么“红卫兵”的组织后，接二连三发表文章和大字报，许多口号耸人听闻，简直叫人难以捉摸。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但康生竟要他出面支持红卫兵，建议他批准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他们的一论、再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不纯粹是胡闹吗？你听听，这些大字报写的是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撼山易，憾红卫兵难！
还是刘少奇说得好：“什么一论、再论，看看里面的提法就知道他们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什么里面只字不提党的各级领导？为什么里面完全否认共青团组织的作用？过激的口号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乱揪、乱斗、乱批的打砸抢行为！一切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应该有勇气把这话拿到各学校大会上去讲一讲，给全北京乃至全国沾染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违法乱纪的青少年敲一个警钟！”
而康生却要把这类组织和青少年的破坏行为当作榜样来提倡，来支持，来发表，这就叫发动群众吗？这就叫搞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针和措施吗？实在难以恭维！
这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持两种态度的人聚在一起开会，能不发生激烈的争论吗？
院外传来轿车的刹车声，陶铸从窗口一看，是刘少奇走了进来。这在平时是很少有的事，除非发生重大的紧急的事件，他慌忙走出迎接。从面部表情看，刘少奇神色疲顿，但却在他身上保持着某种东西，尤其是他的眼睛仍然英气逼人。他只和陶铸点点头，就径直走进客厅里，在沙发里坐下来。
“《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发下去后，各省市反映情况怎样？”刘少奇问。
陶铸说：“反映还不错。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茄同志草拟的，据他们反映各地都对中央的决定表示满意。文化大革命这样下去，必然要波及工矿企业，所以必须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把运动紧紧厅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抓革命促生产，把生产搞上去，不然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将不堪设想。”
刘少奇点点头：“我同意你的看法，搞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这是目的。我们不能像陈伯达、康生那样，一味地强调运动运动，似乎除了斗争以外什么都不讲了，这种思想要不得。”
陶铸敬佩这位注重实际的领导人。在他看来，刘少奇是真正懂得经济管理规律的专家，他宵一整套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说话办事很少出格。在历次运动中由他掌舵，工作总是会有条不紊地按部署进行。而毛泽东的意图则很少为他们所熟悉，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得费很大的气力猜测，而且稍不谨慎就会违背他的意图。他看见国家主席脸上显出饶有兴趣的表情，快快乐乐地走进厨房煮了两杯咖啡，亲自端在刘少奇面前，像拉家常似地说：
“中宣部的同志创办了一个党内刊物，叫《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一期共选了八篇文章，其中有薄一波同志的报告。还有一篇是西北局的决定，阐述了您早在20多年前就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历史功绩，其余稿件是中南地区的，都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意义，我想让你给刊物题个字，表明对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视。我们许多同志都认为，只有你才是最早肯定和倡导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有人想贪天功据为己有。我要用实际行动把这个颠倒的看法重新颠倒过来。”
刘少奇一听，满心喜悦地站起来：“好，我马上就可以写几个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我最早提倡的，我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到这一点的嘛。其实，我们在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时，有些人还正受毛泽东的批评呢。现在，那些投机分子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毛主席的积极拥护者，我看历史终会证明这些人是虚伪的。”
陶铸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谁，只是不愿点出来而已。他把笔墨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又裁了一张上好的宣纸，请刘少奇握笔挥毫。
刘少奇稍加思索，便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很快写下一行苍劲刚柔相济的大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全党理论水平。”
在武昌车站的四周，所有的无关人员正在撤离。在车站的公安干警和身穿便装的保卫人员的紧密配合下，一辆被称之为“一号专列”的火车进了站台，大约10分钟后，6辆崭新的红旗轿车鱼贯进入车站，离得最近的保卫人员看清了从车上下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最高领袖的活动不仅使新闻界蒙在鼓里，而且就是对所在地的部分省委高级干部也是保密的。几十位新闻记者已云集武汉三镇，准备出席那天全市范围的游泳竞赛。到上午10点钟为止，他们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争相观看规模盛大的开幕式，就在此刻，那辆专列嗡轰开出，直驶北京……
餐车的服务人员直到开饭时，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服务对象竟是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许多服务员调到专列工作后．多么盼望能见一见自己的领袖呵！可是这一天到来时，他们却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样好的大米留着出国用吧，留着招待外宾，自己吃不用吃这么好的，吃糙米就行了。”毛泽东一看端上来的米饭就对炊事员说。炊事员激动地望着毛泽东的脸，根本没听清他说的话，直到旁边的汪东兴重复一遍，他才连连点头。
第二次开饭时，为毛泽东端上了糙米饭，他高兴地说：“不错，我们还是应该有点小米加步枪的精神。”
十一
“毛主席回来了！”
刘少奇一听这个消息，怔了一下。事先他一点都没得到消息，连点风声都没有，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失声问道：“真的？你听谁说的？”
王光美凭直觉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急得问：“你连这个消息都不知道？是总理亲自告诉我的，绝对不会有错的。”
刘少奇急忙给毛泽东处打电话，电话全部占线，丝毫打不进去。他冷静而又敏捷地传唤了卫士长，给他换上了衣服，找了几份文件对王光美说：“我去找毛主席，你给我整理一份有关运动的材料。”他和毛泽东同住中南海的红墙内，他的住房离丰泽园很近，大约有三里之遥，平时散步几分钟就到了。
还没到丰泽园门口，他面前便出现了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毫不客气地阻挡了他。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卫士明明认识他，但丝毫没表现出对他的尊重。刘少奇恼怒了：“请你往回传，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要事求见。”
“对不起，刚才主席秘书传来话，主席刚回来需要好好休息。”
毫无办法，刘少奇只好悻悻而回。就在他返回身的刹那间，他看见丰泽园门口停着两辆轿车，他认识那是陈伯达和康生的专车。
不错，此时此刻，这两位中央文革的要员正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作汇报。
陈伯达说：“少奇同志把所有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说成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在7月6日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7月13日，他和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时，又提出‘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当前要加强工作组的领导，逐步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运动。”
毛泽东凝视着天花板，缓缓说：“你们说他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吗？不，这是搞文化反革命。我这样讲，你们心里有数。”
“主席批评完全正确。”康生紧接着说，“现在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问题，而且还不是小问题，是方向的错误。”
“派工作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措施致使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痛心地说，“一个多月前轰轰烈烈的局面完全葬送了。那么多可爱的小将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什么问题？”
这话使康生的情绪受到感染，一股泪泉也像是马上要通过他的眼眶，一刹那间，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现在所面临的一切，只觉得毛泽东可怜，可怜到连北京都不能回来，他想起了江青跟他说过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随时都可能会对主席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看到毛泽东那副心神憔悴的面孔，多揪心！事到这地步，他只有为毛泽东猛打猛冲了：“主席，我看我们再搞一个类似《通知》那样的决定，把局面……”
毛泽东微带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完全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但随即挥了挥手，像是不愿意他立即开口说话而打断自己的思路，说：“这事我还要和少奇、恩来、小平议一下，你们可以搞，先别声张好不好？”
第二天，即7月19号，当刘少奇坐在毛泽东对面时，他好像大病一场。昨天，他基本上不曾合眼，完全失眠了。也许，这样也不妨，毛泽东是不会嫌他模样很不雅观的，因为他自己也同样面带倦色，苍白如纸。
“主席要多保重身体，旅途上很疲劳了得多休息几天。”
“但中央的会我得参加，我身体还好，一会半会死不了，能吃能睡，头脑也还好用，不是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毛泽东很不愿意听让他“休息”二字，因为他认为那是和许多政治上的逼宫戏联系在一起的，包含着“下台”的意味。
他俩彼此想心事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躲在隔壁的张春桥注意着他们的谈话，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来起草文件的。他知道，两位主席都有不同的想法，他有必要弄明白，所以他被允许留在毛泽东的卧室里负责记录他们的谈话。
毛泽东的眼睛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就是凝视天花板，很少正眼看刘少奇，而他说话的样子，也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像与他认真地探讨某一个问题。这使刘少奇非常尴尬，这个神态最教人难受，他宁愿党中央主席大发雷霆，咆哮暴跳，可他偏不，这样子都使他有点心神不定了。
“主席，你看这一段我主持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吗？我诚恳地希望你能帮助我。”
“你还需要别人帮助？”这时毛泽东才和他打了个照面，把目光停留在他脸上，“这几年你大概觉得自己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子？”
刘少奇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毛泽东并没有反对，他继续说：“听说，团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把学生们的许多革命行动说成是‘非法’的，连小将们自己成立的组织都被取缔。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它站在镇压同学那边。我感到奇怪，非常奇怪。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怎么他们也反对？”
刘少奇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烧得难受。他想说什么，但没有开口。他觉得还是等毛泽东讲完后，自己再慢慢解释比较好。
“我一回北京，就感到心里很难过。大字报不见了，师生们欢腾雀跃拥护中央批判黑帮的场面没有了。到处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派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