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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起头来、对邓小平说：“头段话，我看什么人都可以利用。那么、换成他们的人后，他们也不能把反对他们的人打成反革命，我看允许这一条出笼。”
王光美说：“我看那几个秀才是想给我们罗列罪状，这大概就是给前一段‘反干扰’的斗争定案定性吧？”
邓小平指着后一段说：“这一段更能说明问题了：‘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这不是有意骂人吗？”
刘少奇想了想，说：“如果我们公开反对写这段话，不是等于承认这段话就是指我们吗？这种对号入座的事尽量少干。当然，如果陶铸、任重这些人能站出来顶住，也好。我就担心这段话出自毛主席的手笔，那就很不好办。”
“据说是张春桥起草的。”邓小平说。
王光美叫起来：“张春桥写的就等于是江青写的。这类语言如果没有像样的人支持，谁敢写。所以，就是这样，毛主席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唉，十一届全会将是一次重要的选择，我希望我们不会留下遗憾。”刘少奇说，”我觉得，他那个人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用一样亦步亦趋。”
邓小平吃了一惊，这是多少年来刘少奇第一次跟他说这样的心里活，以前从来没有。他沉吟了片刻，避免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知道，任何事情一旦开了口，起了头，收尾和结束就将是很难的，特别是涉及到这类最敏感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央有了明确的决定，底下的同志们也就有了方向了，起码不会再盲目地陷闯了吧。我看，等大家讨论的时候再说吧。”邓小平只得如此回答了。
十六
8月1日下午3时许，正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声势浩大地抓走了吴晗、廖沫沙及工作组的有关负责人，进行批斗和声讨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不管别人意识到没有，毛泽东下决心要把这次会变成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
李雪峰感到了会议的仓促。7月24日才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27日便开预备会。所以当141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坐在大厅里，和47位列席会议的人员一起开会时，人们的思绪还停留在本地区、本单位的运动里，弄不清这次会议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他左边是刘少奇，右边是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也坐在前面，他们面对着近二百位与会者。会议厅的两边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边坐着负责记录的速记员，另一边摆着一架磁带录音机。
毛泽东的脸色沉郁，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然后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要反对。我看反对也没有啥，牛鬼蛇神总要跳嘛。今天我不多讲，主要由小平、少奇和伯达讲。讲完后讨论，研究和通过文件么好，请小平先讲。”
邓小平在掌声中站起来，红润的面孔显出沉稳、健谈的性格，他伸手理了一下自己的小平头，徽微一笑说：“这次全会是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近四年里很重要的一次会。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除了林彪同志请了病假外，我们的常委都到了。”
毛泽东问：“林彪同志现在在哪里？”
“在大连。”邓小平答道。
毛泽东说：“有必要的话，把他请回来。这次会议很重要，通过的文件将直接关系到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战斗目标。”
“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中央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安排着会议的程序和工作，“大家都看到了，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也都列席了会议。第四项议程，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所以也请同志们讨论和研究，总之，一共是这么几件事。”
毛泽东说：人对中央的这些决定，可以反对，也可以公开提出批评，只要是公开的，我们就欢迎。我还欢迎有人为彭真这些人呜冤叫屈。现在请少奇同志讲一讲吧。”
刘少奇侧耳倾听着毛泽东在讲什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躲过这一关，而不要再受这个洋罪。同以往不一样，当他开始讲话时，大厅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同志们，”刘少奇尽量使自己的神情自然些，“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中央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今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北大和许多大专院校事实上等于瘫痪，许多学校的师生纷纷要求中央给他们派工作组。而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的工作由我和小平主持。在中央开会讨论派工作组时，陈伯达同志曾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不要槁工作组。’当时我没有认真听取陈伯达的意见。而大多数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情况混乱，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再说，工作组这种形式是党一贯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决定派了。当时如果谨慎一点，或者多征求一下中央文革的意见，可能不至于会犯这种错误……”
张春桥凑到江青跟前，小声说：“少奇同志不是检查，而是反扑，是向毛主席辩解他的错误。他把他的责任都推到其他同志头上了。”
江青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让他充分表演。告诉工作人员，会议的文件该发下去了。”
这位女人胸有成竹。她知道，作为文件发下去的这些东西，实际上相当一颗政治原子弹，很快就会形成威力无比的冲击波，使北京再次大乱。只有乱透，才能使他们的控制失去效应，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很快，与会者将看到下面这样的文字：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对彭小蒙同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吱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译东。1966年8月1日
江青用手指了指这份文件，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张春桥完全会意了，这就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那些人所有掩盖着的问题，最后的锋芒肯定是指向正在讲话的这个人的。毛泽东在信中没有用“党中央”的名义而只提“我和我的革命战友”，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他正在把刘少奇从他的行列中往外清除。这种发展趋势难道还不清楚吗？
主席台上，刘少奇还在继续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另一点，我讲一下近四年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主要有：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
江青愤怒地说：“你们听，这都是毛主席的一贯指示和决策，他都恬不知耻地贴到他脸上去了！”
“这个人很不自觉，不用重炮猛轰他，他是不会自动下台的。”张春桥说。
“刘少奇想混水摸鱼！”关锋也说。
姚文元凑上来：“我看不给他施加压力，他不会主动作一份像样的检查！”
“你们布置一下、分组会上见！”江青下达了战斗命令。
在这些人眼中，唯有江青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权威。
当毛泽东特意让陈伯达讲话时，他矜持而又有点不安地站了起来。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只有豁出去，他硬着头皮说：“我只讲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工作组这种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对革命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这一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作了裁定，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决定，完全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即工作组是起了反对革命作用的坏形式，是完全消极的东西。他们保护了走资派和黑帮、黑线人物，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姚文元小声说：“老夫子今天倒硬气起来了，敢公开和那几个人顶了！”
“有毛主席在那里坐阵，他再不挺起腰杆子能行吗？”张春桥说。
毛泽东早在两天以前已在他那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提纲，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天花板。坐在后面的张春桥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中华牌大号过滤嘴香烟。王力擦了一下他额头上的汗珠，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陈伯达。陈伯达清了清他的嗓子，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继续讲话：
“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这种错误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官做大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自己当作了诸葛亮，把人民群众当作阿斗。这是他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关锋暗暗笑了。他看不起陈伯达，特别看不起他那副装腔作势的学究架子。他瘦高个子，长方脸，眼角已出现皱纹，粗黑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示出他的刚毅和心机。他对王力说：“伯达的调子偏低了。这个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摇摆。这种场合和时刻，应点到路线上，是路线问题。”
王力说：“看样子他有他的难处，要当政治局常委了嘛，总不敢过分得罪那几个人哪。唉，政治斗争奥妙得很哪。”
关锋在说话的空儿，总是偷偷地观察着江青的表情。他们是在看她的眼色行事。他尤其知道，在目前的条件下，她的确是一支非常灵验的毛泽东的政治倾向的测温表。
连续两天的讨论，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感到头脑昏昏，神经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他很想找刘少奇谈一谈，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个搞法，他要让国家主席给他说个明白，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哇！
在8月2日下午、3日下午大会上，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都在发言中就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当毛泽东问他“刘澜涛你通了没有”时，神使鬼差，他竟回答：“我至今认识不到工作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土改、四清时，不都派过工作队吗？为什么他们不错偏偏我们就错了呢？”
毛泽东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