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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达同志，我不好去。因为我的职务还没有公开见报，以什么样的名义去讲话呢？”
“你的职务很快见报，我马上就请示主席，希望你很快去一下！”
李雪峰还想拖，甚至在电话中就想请假，可是，接到的回话却是“非去不可”！陈伯达甚至硬声硬气地说：“你若不来，我就直接派车去接你！”
有什么办法！
在来北京前，有人就对他说现在全国已经成了漩涡，而北京则是漩涡的中心。尽管北京大学路途不远，他去去就回也不过几小时，但市委明天还要召开常委会，他是不能推辞的；他这个一把手必须得担负起重担来，因为人们都在看着他，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怯火迹象。
谁不知道他从来说一不二，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
在秘书要按惯例去约请第二书记吴德一道和他去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让高教部长蒋南翔和他去，凭经验，北大属于高教部管，让他陪同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喽。
到了北大，他们当然是先接触陆平、彭佩云、宋硕这些校党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汇报。大家经过一阵欲言又止的犹豫后，很快摊开了心里话。他们早已习惯于在党的领导面前畅所欲言，绝对不会不把心里的事流露到脸上，因此，李雪峰向他们回报着一个个镇定自若的微笑。他主持校党委会议后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于是他决走连夜继续召开北大党员全体大会，他要作一个稳定局势的报告。
他和蒋南翔刚走向大操场旁边的礼堂，整个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雪峰素以讲话精练、不拿讲稿而著称。到了讲台上，他几乎不假思索，摆正话筒就发火：
“听说北大出现了几张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李雪峰身材虽然不高，但身板却很硬朗，他站在讲台上，打了个十分滞洒的手势，声音像口洪钟：“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北大这样一个文化重地，要做得好些……”
李雪峰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郑重其事地作报告时，离他不远的讲台下，坐着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教师，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她，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长长的脸盘，剪发头，穿着一件短袖臼衬衣，看上去朴素而庄严，蜡黄的面孔带着微笑。她不是别人，正是那张大字报的牵头人之一聂元梓。
“元梓同志，你听出来了吗？李雪峰完全是在指责左派，企图保护陆平黑帮过关。”她身后一位穿蓝衣服的男子探着身子说。
“把他的讲话记录全些，直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头也不回地下令。
李雪峰继续在台上大发议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有些不合时宜的大字报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大字报我可以贴，你也可以反驳么，明天就可以这样做。”
李雪峰当晚的讲话印成简报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受到他的高度赞赏。
“不错，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对这八个字非常欣赏。文化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就是错！”
刘少奇一拍板，北大的这件事便定案了。
康生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终点。他对刘少奇的表态很反感。他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忠诚的。他下定决心，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企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基于这些，他草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那张大字报的抄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寄去……
毛泽东把皱巴巴的睡衣披在肩上，拧亮台灯，顺手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唇上，他端起暖瓶给旁边的玻璃杯倒满开水，再一次看起了那份材料：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一股热血涌上胸膛，使毛泽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手中的烟蒂掉到了地毯上，燃起一股青烟，但很快被他的大脚踩灭了。他自言自语道：“到底还是有孙行者跳出来了！”
他揪了揪睡衣，端正身体，继续读道：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材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毛泽东提起笔来，想在这份抄件上批几句话，但提笔的那只手在空中停了片刻，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改为看康生的那封信。信中反映，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刘少奇、邓小平深夜派人匆匆忙忙去北大给大字报拍照，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使大字报的作者们普遍产生了压力。他还说，对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会议，他很想婉谢，因为他们开会，只邀请为数寥寥的几位知己参加，这种常常被大家谑称为“请吃偏饭”的会议，意味着特殊的光荣，但康生还是想一推二躲。
从去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巡视，分别在杭州和上海、长沙住了很长时间，精心地布置和指挥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进而扩大到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最后又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所谓的大“后台”，发动起“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北京运动的情况他却了如指掌。他每天花很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阅读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以及一些人特地写来的信件。有几个人的信件是很特别的，他嘱告秘书凡是带有“Ｖ”号的信件都要由他亲自启封。他很少给人亲自打电话，但电话打起来他讲话的时间又特别长。常常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谈完几个问题。
毛泽东此番南巡，完全处于绝密的状态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几名常委，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少数人，谁也弄不清他的行踪。就是他们，也只是通过固定的专线和他联系，对他的下榻处和出入路线，则是茫然无知。毛泽东谈笑风生地对身旁人员说：“我重上井冈山，也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呢。这次是要打垮修正主义，也是一次大革命嘛。”
毛泽东静静地喝了两杯清凉的茶水，大概认为思考已经成熟了，才让秘书给他要康生的电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安排得井井有条、密不透风的指挥艺术，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整整20多年战争时期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指挥战争靠的是传令兵和电报，老掉牙的通讯设施。而现在，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掀起惊天动地的万里雷霆……
“你是康生同志吗？不错，我是毛泽东。”毛泽东一经决断的事，声音是非常的洪亮。“昨天，也就是5月30日，少奇、恩来、小平给我写信，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我当日就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陈伯达的工作组进去了吗？”
“进去了。”康生没料到这么快会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神情显得分外激动。“主席弄错了。主席是前天作的批示，工作组是昨天即5月31日进去的。今天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的影响相当大，已经极大地震撼了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现在形势是很好的，但也有暗流……”
线路上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串笑声，然后他说：“你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7同志的大字报我看了，看得很仔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的？”
康生吞吞吐吐地说：“看来在北京的常委们都对大字报有些看法。连总理第二天派他的秘书张彦去北大，都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实际上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喽。”
“我问的是你！”
“我吗？”康生知道再也躲不过去了，才壮着胆子说：“我是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即使大字报果真有什么缺点，也要支持。”
“这就对喽！”毛泽东大声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
康生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料到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竟给了如此高的评价，莫不是他的头脑过于激动？他生怕漏掉一个字，赶紧让他身旁的妻子负责记录，然后他又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小三大差别。所以，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你同意吗？”
康生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主席，我完全赞成。你的决定实际上是把我也解放了！这不仅是对聂元梓的支持，而且也是对我的支持。主席，您的决定太英明了！”
康生在大众场合板着一副面孔，俨然像个从不会笑的煞神。在毛泽东面前，他却天真得像个孩子，只是他的眼睛里，全然没有了泪影，大概从那瞳仁里冒出的热辣辣的火，仿佛把它的干了吧！
毛泽东放下电话后，才在那份大字报上作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二
陆平丝毫没有感觉到大祸即将临头。
1958年夏天，他由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调北京大学当校长时，他就对彭真说：“我这算是杀回母校闹革命哟，我是解放前的北大学生，解放后的北大校长，还兼党委书记，真是有趣的很，请党放心，我保证把北大的工作搞好。”
陆平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只眼，平时总戴着一副暗色眼镜。他的举止具有关东大汉的粗旷风格，说话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这天他接到北京市委的通知，说今晚8点半将要有重要广播，让他组织全校师生认真收听。他当即打听广播的内容，但谁也说“不清楚”。但他却从气氛中感觉到了收听广播的极端重要性。他迅速通知校务会，对今晚收听广播作了周密的组织和认真的布置。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当晚8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