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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主席的气还没有消下去。”邓小平到了刘少奇旁边，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看来，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检查一番了。”
刘少奇的嘴巴哆嗦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事，不必和我商量。有责任述是推在我身上好，能解脱一个就解脱一个。”
“你的想法不错。”
“你们都可以说成是执行者。”
“关于这件事，不是你希望我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邓小平叹了口气，“我看出来了，主席和我们之间绝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具体方向和路线上的分歧。他不允许我们搞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不允许我们离开他的基本思想。”
“那就一切按照他说的办吧。”
“只能有这么一条选择。”邓小平说，“此外的选择没有，对我们来说。如果有的话，那只能是死亡。”
1966年10月9日下午，酝酿很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了。
这里常常是召开重要决策会议的地方，会议厅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没有更多的铺设，但一排长桌横摆在主席台上，桌面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一直到林彪坐在主席台中央时，陈毅才知道今天毛泽东并不来参加会议。他左边照常是周恩来，右边则是陶铸，陈毅眯缝着眼睛盯了一会主席台，才隐约感觉到林彪这个接班人并非是简单的摆设，而的确要掌握很大程度上的实权了。他听到周恩来在问林彪，“主席怎么不来参加会议了？”林彪说：“这两天主席受了点凉，今天不能到会，让我来主持会议。”
陈毅心里一沉，这小子果然要掌大权了。他早已有一种不安的预兆，预料到这个看上去一阵风就会吹倒的稻草人会红得发紫，但他前头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周恩来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他不会蹿得太快，没想到这小子竟乘刘、邓犯错误之机一跃而起，成了全国的第二号人物。是福？是祸？人们拭目以待。
林彪向站在会议厅门口的一位军官打了个手势，让他把黑色文件包给他打开，取出一叠讲稿；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两个多月了，现在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希望同志们联系自己本地区本部门运动的实际情况，切实拿出具体措施来。”林彪那双黑溜溜的眼睛扫视着会场，最后盯住了李井泉，李井泉深知林彪的为人，不禁有点战战兢兢，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朝着林彪笑了笑。“你们西南局的文化革命总是前进不了，需要推动一下哟。主席亲自点名要你作报告，请讲吧，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马上回答：“我的报告还没有准备好，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讲吧，我们稍后点讲。”
看得出来，所有的与会者谁都不想打头炮，谁都想观望一段后再看看风头。
林彪讲话后，会场一片寂静。
除了他说过的那些，其他人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有陶铸尽力解释了十六条中的几个有关的政策性问题，一是建议不要再提“保皇派”的口号，二是乱批乱斗会造成失误，强调报纸上点名批判要经过相应党委的批准。他强调各地出现的一些打死人的现象并非是中央提倡的，建议有关领导予以制止。大厅里的气氛很沉闷，没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发言。
康生发言了。
“我们开了那么多会议，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场过！我看，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应该首先表态，有你们在场，许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压抑。”
“那么，是否我该退场呢？”刘少奇冷若冰霜地反问。
周恩来马上回答，“你不能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你应该很好地听取一下各部门的同志的意见！”
可是，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井没有多少人讲话。偶尔发表意见的，也是泛泛而谈，避开错误路线的提法而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来说几句吧。”叶剑英站了起来，他看了看林彪和周恩来一眼，以郑重的口吻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喜事是确立了林彪同志的副统帅地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感到了幸福。但既然这样，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看，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毛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的运动，所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毛主席和我们几位老帅谈话时，估计可能要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连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召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大厅最后面，张春桥和江青在小声地议论：
“这个叶老头子，讲了一大堆活，尽是隔靴搔痒！”江青说，“那些东西、触动不了刘少奇、邓小平半根毫毛。”
“而且越讲离会议的主题越远，竟扯到战备上去了，其实和战备是风马牛不相及。”张春桥撇了撇嘴巴。
江青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都是老丘八，水平就是那么高了，又不喜欢学习，几乎是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只好靠老资本混日子吧。”
“不能把他们换下来吗？”
“慢慢来，他们那个层次的人，都是那么一个水平，是一伙子人呢。”
张春桥考虑了一下，心目中的那些开国元勋们，一下子变得分文不值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地位在迅速地提高，其他人则在拼命地下降着。这种感觉早就有了。中央上层原来也不过如此。
不仅是他，几乎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
报名发言的人寥寥无几。原定7天的会议不得不延长了。
曹获秋在谈到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时候，重点讲上海市委的功绩。他很少提到张春桥，甚至绝口不谈中央文革，这自然引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的不满。
吴德汇报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代表市委检讨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提到了群众对市委的冲击。他的讲话既没有对运动的抵触，也没有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拥护，仅仅是就事论事，同样使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感到不悦。
新华社负责人熊复的发言，立刻使人感到了一种冲天的怨气，他说：“新华社现有500多名记者，28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还要靠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我很难解释，中央究竟信任不信任新华社？如果不信任，还要这个机构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各小组的讨论情况他都要一一问到，甚至连会议的细节都不放过。他清楚，现在的与会者，大多受到了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让他们转变立场，真正和红卫兵站在一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只有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来扭转这种局面。也只有如此。
10月14日晚上，毛泽东把政治局常委，各大区的书记和会议各组组长召集到他的住处，商量怎样把会议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看来，原定会议的时间不够了。”毛泽东说，“会议既然开起来了，就只有开下去，开好。既然有些人不那么主动，不愿意自觉，那么我们就在他们的背后狠狠击一猛掌，推他一把嘛。”
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路线还分不清。”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惊讶。
周恩来说：“也可能从理论上能说清，但一到实际问题中就划不清了，连我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好！”毛泽东将烟头掐到烟灰缸里，那张古铜色的面孔抬起来，很有信心地说，“让陈伯达同志给与会者作一个报告，专门讲一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依我看，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跟着谁走的问题。”
陶铸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并不是敌我矛盾，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那要看他们改不改。”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为首的都难改，当然，我们不希望少奇、小平同志滑下去，所以要帮助他们，这次会议就是帮。依我看，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的了。”
陶铸听得出来，这是毛泽东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而林彪、陈伯达、康生则从这几句话里仿佛得到了某种暗示，他们可以放开手来，干他们想要干的一切事了。
二十七
10月16日下午，对陈伯达来说，是他政治生活中最辉煌的时刻。
全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都集中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他的重要报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你的报告是对两个多月来的运动的总结，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诉与会者，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心跳得很厉害。但是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沉着老练的样子。很快，他发现他的两个靶子来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几乎是一前一后同时到达的，他俩并不知道陈伯达讲话的内容。这更使这位秀才政治家兴奋，以便出其不易地发起一场进攻，他认为他一定会获得成功。
陈伯达有了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的判断将完全正确。
时间到了。
当林彪宣布他讲话后，他头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
他很想领略一下他的讲话所引起的反应，但他很难看得出来。会场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轻易走动，也没有任何人大声说话或发表意见，就连掌声都没有。他只好照本宣科了：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刘少奇不动声色地听着，不时地作着笔记。
邓小平环抱双臂，微闭着眼睛躺在沙发靠背上，好像睡着了，其实脑子还在飞快地盘算着各种对策。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陈伯达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咕咱了一番工作组的错误后，又提出了当前所谓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一连串的问号在刘少奇脑海里旋转着，他听得出来，陈伯达是指他在清华大学的活动。叶林撤出工作组后，清华大学的师生选举自己的女儿刘涛作为校文革筹委会的主任，他们的许多活动显然又记在了他的名下。把它作为错误路线的新罪行，这能联系得上吗？
突然，陈伯达全文宣读起毛泽东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了。而在前不久，即陈伯达8月24日在北大讲话，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都说要禁止传抄这张大字报。怎么现在陈伯达又突然在大会上公开这篇东西了呢？
刘少奇显然又吃了一惊。
陈伯达话锋一转，沉下脸来大声指责说：“毛主席批评的，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但是，他们至今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而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