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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森伯
比狄拉克年长一岁的海森伯是20世纪另一位大物理学家，有人认为他比狄拉克还要略高一筹。他于1925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引导出了量子力学的发展。38年以后科学史家库恩（T。Kuhn；1922…1996）访问他，谈到构思那个工作时的情景。海森伯说：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海森伯1925年夏摸索前进的情形。要了解当时的气氛，必须知道自从1913年玻尔提出了他的原子模型以后，物理学即进入了一个非常时代：牛顿（I。Newton；1642―1727）力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可是用了牛顿力学的一些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设，却又可以准确地描述许多原子结构方面奇特的实验结果。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这样描述这个不寻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那是一个真挚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性的挡架方法。
对于那些参加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纪录下来。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Oedipus）或写克伦威尔（Cromwell）那样的笔力，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1925年夏天，23岁的海森伯在雾中摸索，终于摸到了方向，写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有人说这是三百年来物理学史上继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文章。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M。Born；1882―1970）、狄拉克、薛定谔（E。Schrdinger；1887―1961）、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1927年夏，25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后来成名的布洛赫（F。Bloch；1905―198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E。Teller；1908―，“氢弹之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极好胜。第一年他在系中称霸。1928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三、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什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为了解释此点，请看图1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phenomenologicaltheory）（2）是介乎实验（1）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1）和（2）合起来是实验物理，（2）和（3）合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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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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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象理论┃（2）
│玻尔
｜ ┗┯┯┛
│海森伯┤↑↓
│└┏┷┷┓
爱因斯坦┤薛定谔┃理论构架┃（3）
│┌┗┯┯┛
││↑↓
│狄拉克 ┏┷┷┓
└└┃数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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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1）与唯象理论（2）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狄拉克则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
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