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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
第十章
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上,奥雷连诺第二将会想起六月间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如何到卧室里去看自己的头生子。儿子虽然孱弱、爱哭,一点不象布恩蒂亚家的人,但他毫不犹豫就给儿子取了名字。
“咱们就叫他霍·阿卡蒂奥吧,”他说。
菲兰达·德卡皮奥这个标致的女人,是一年前跟奥雷选诺第二结婚的。她同意丈大的意见。相反地,乌苏娜却掩饰不住模糊的不安之感。在漫长的家史中,同样的名字不断重复,使得乌苏娜作出了她觉得确切的结论:所有的奥雷连诺都很孤僻,但有敏锐的头脑,而所有的霍·阿卡蒂奥都好冲动、有胆量,但都打上了必遭灭亡的烙印。不属于这种分类的只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在儿童时代,他俩那么相似,那么好动,甚至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自己都分辨不清他们两人。在洗礼日,阿玛兰塔给他们的手腕戴上刻着各人名字的手镯,给他们穿上绣着各人名字的不同颜色的衣服,但他们开始上学的时候,却故意交换了衣服和手镯,甚至彼此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对方。教师梅尔乔尔·艾斯卡隆纳惯于凭绿色衬衫认出霍·阿卡蒂奥第二,但他觉得生气的是,竟发现身穿绿色衬衫的孩子戴着刻有“奥雷连诺第二”名字的手镯,而另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孩子却说“奥雷连诺第二”是他,尽管他的手镯上刻着“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名字。从那时起,谁也搞不清他们谁是谁了。即使他长大以后,日常生活已使他们变得各不相同,乌苏娜仍旧经常问自己,他们在玩复杂的换装把戏时自个儿会不会弄错了,会不会永远乱了套。在孪生子进入青年时期之前,这是两个同步的机器。他们常常同时醒来,同时想进浴室;他们患同样的病,甚至做同样的梦。家里的人认为,两个孩子协调地行动只是想闹着玩儿,谁也没有精到真正的原因,直到某一天,圣索菲娅给他们每人一杯柠檬水,一个孩子刚刚用嘴沾了沾饮料,另一个孩子就说柠檬水不甜。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真的忘了在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