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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作品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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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受苦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叹一声:“不比当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相逢何必曾相识(2)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做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作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浑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骚骚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黄土地情歌(1)



  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跟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偶尔想起自己已经四十岁,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
  某个周末,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都大学毕了业,并且都在谈恋爱;说起爱情的美妙,毫不避讳,大喊大笑。本该是这样。不知怎么话题一转,说起了插队。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我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我爸我妈,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就没完。
  “你爸和你妈,插过队?”
  “那还有错儿?”
  “在哪儿?”
  “山西。晋北。”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
  “你爸你妈他们哪届的?”
  “六六届,老高三。今年四十五了。”
  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个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
  “七零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
  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
  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
  “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
  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倒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他妈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由他妈睡得香甜。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以往的歌曲除了《国歌》,外国歌曲除了《国际歌》,一概被指责为黄色。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
  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
  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小的还不到十七。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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