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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不少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见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要言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只会压迫女人的男人当然不算男人。其结果，宋以后的男人并未因其对女人的压迫而更像男人，反倒是，作为现实的“镜像”，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我们打算留到本书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呢？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一）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而在这些类型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传统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女人们（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希望一个女人是“贤妻良母”，正如希望一个男人是“贤夫良父”的要求。至少是，“良父”的要求或许是有的，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什么的。但下面要紧接着又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最多，也不过要求他在道德方面，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楷模作用罢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决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决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背女子天性的。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孝敬公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往往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连饮食，也要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媳妇，首先要由公婆来裁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前，她都必须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这不但无理，而且在事实上做起来也很难。比方说，顺从丈夫，当然包括满足丈夫的性欲在内。但是，一个贤妻，又必须“不淫”。“不淫”不但包括不与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也包括不与丈夫过多地发生性关系。因为过多地性生活，被认为是有亏男人身体的事情。那么，当丈夫提出性要求时，一个贤妻是应该答应呢，还是应该拒绝呢？拒绝，是“不听话”；答应，则是“不要脸”。总归是女人不好。于是，那些贤妻们只好这样处理：对丈夫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以免背上“顶撞”的罪名；自己则尽量不在丈夫面前展示女性的魅力，以免背上“淫荡”的罪名。中国历史上的贤妻，多由缺少女性魅力的人来“担纲”，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甚至，当丈夫的要求明显地损害了自己时，贤妻们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表示坚决拥护，并“助纣为虐”。比方说，丈夫要纳妾，真正的贤妻便不但必须拥护赞成，而且必须亲自去办。最贤的贤妻，还应该是丈夫还没开口，就把人给他开来了，让他喜出望外，大叫“夫人贤德”。比如《红楼梦》中的贾赦（一个老色鬼）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环鸳鸯，他的妻子邢夫人便忙不迭地亲自出马张罗：又是找鸳鸯谈话，又是找鸳鸯的哥嫂递话，又是到贾母那里去打探信息，结果碰了老大一个钉子，连贾母也不以为然：“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最后倒霉的，仍是这个女人：既丢了人格又丢了脸，既没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又没当上“贤妻”。
我们知道，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事实上，邢夫人也是贾府中没有女人味的又一典型。不过王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假正经”，邢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没名堂”。她们虽然让人厌恶，却也着实让人可怜。
贤妻不好做，良母呢？也未必好当。有人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当个良母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良母。因为贤妻良母是一个整体，良母必由贤妻升格而来。一个女人如果并未取得贤妻资格，那么，她要想当一个良母，便往往很成问题。
但是，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只生女孩不生男孩，事情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但这决不意味着她就此便可轻松放任，因为还有“养”和“教”的任务在等着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时，她企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头上。这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那些运气不好，不会生育或尽生女孩的女人，便可能恨不得一辈子都变成生育机器。一个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男人难以想象的。过多地生育使她们过早地衰老，所以古有“女子三十而色衰”的说法。其实三十岁的少妇，更具有性成熟感，未必就没有魅力。其所以“色衰”者，恐怕主要因过早生育又过多生育之故。即便是那些生育不多又养尊处优的贵妇人，也会相当早地失去女性的魅力，因为她们必须去做“良母”。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仪则、风范、榜样、楷模。于是，她们便必须变得“端庄”起来，以免在儿女面前“不像样子”、“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