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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举县无人敢近。县革委干事李欣一家只好举家逃亡，另择他居，任她鸠占鹊巢。
将军镇 第七章 洪艺兵
一
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二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
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
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
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
“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
“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
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
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
三
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
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
四
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
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
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
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