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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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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浔阳楼却给余家带来了耻辱。 

  余家的耻辱日在民国二十五年(他们特别记住了这个年号,而不是照新的说法叫一九三六年)。那天,从庐山的军官训练团了来了几位军官。浔阳楼见的头面人物甚多,来几个有身份的人并不为奇。但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委员长亲自当团长,陈诚当的副团长。来的这几位气度也很不凡,这对浔阳楼实在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记录。(浔阳楼再显赫,毕竟茅房头上的绣球。小地方的门头再高,也高不过大地方的门槛去。)茶房(跑堂的)因此格外殷勤周到:请座,斟茶,上热洋帕子,呈菜谱,点水不漏。那时候讲究“一堂二菜”,生意的好坏,先不先取决堂上的功夫。不似如今的许多国营店面,服务人员的脸一张张几近盾牌,仿佛自己是施主,顾客是乞食的。 

  军官之一先点了“三鲜”。 

  “就一样?” 

  “上了再说。” 

  很快就上菜了。气腾腾冒着,油吱吱响着。 

  “就这个?” 

  军官们很庄重地坐着。 

  “各位长官只管吩咐。” 

  茶房躬躬腰。 

  “就这个?” 

  军官的话很金贵。 

  茶房是个极灵泛的人,眼珠子转得飞快。却仍是不解其意。 

  立刻就过来了堂头(堂上负责人),一看桌面,立刻就说: 

  “就来,就来。” 

  很快又次第上了两道“三鲜”:烧三鲜和烩三鲜。由堂头亲自端上来。 

  原来“三鲜”有烧、烩、炒之别。上一道炒三鲜,自然不等于就是“三鲜”,白马非马么。 

  “就这个?” 

  军官们的脸上仍是没有表情。 

  “请吩咐吧。” 

  堂头脸上堆满馅笑。 

  “这就是你们浔阳楼的三鲜?能否指点一二呢?” 

  “不敢。这是炒三鲜,用的是生鸡、腰花、鱼片;这是烧三鲜,用的是熟鸡、火腿、海参;这是烩三鲜,用的是鸡丸……” 

  “行了。”军官眼睛直盯着堂头,“你们怕是有一点店大欺客吧。” 

  军官生得白白净净,清清秀秀,很儒雅,不像个军人,倒像书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堂头经的事多,心里很紧张,脸上仍从容:“不会的,不会的。浔阳楼从来童叟无欺。况且是长官们。” 

  “那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鱼片?海参又在哪里?” 

  正理论着,余自悦老子慌慌张张地从里间跑来,连连拱手: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请海涵。真是太不巧了,恰好店里缺货,鱿鱼、海参不凑手。海参就用鱼肚代了,鱼片本该用鱿鱼的……” 

  “那事先为何不说明?” 

  “怪我,怪我。我没有向堂上交待。” 

  “贵姓?” 

  “免贵,姓余。” 

  “你就是余老板?” 

  “是的。” 

  “幸会。” 

  “莫客气。” 

  余自悦老子小心地应酬着,让几位军官换了一张桌子。 

  “今天我们几个是给这位做寿。我们是慕名来的。” 

  “谢谢各位赏光,蒙各位抬举,我下厨,献个丑,请各位见笑。” 

  “那好,难得余老板有这样的好意,这一回,寿星自己来点菜吧。”很儒雅的那位十分振奋。 

  “要得。”一个四川口音的军官应声说,“先来个‘炮打响牙城’。” 

  余自悦老子睁大眼睛看着那位四川口音者,等着下文。等了一会,见那个人也在看着他,才意识到那个人刚才报的是菜名: 

  “长官刚才点的是……” 

  “炮打响牙城。”四川口音很铿锵有力地又说了一遍。 

  “……”余自悦老子用力咽了一口。 

  “怎么?” 

  “……能、能不能、请、请教一下呢?”余自悦老子鼻子开始发亮。 

  “请教?”四川口音尖声笑起来,“我要的这道菜,在我们四川可是家常菜哟。你这里到底是啥子名菜馆么?莫非我们走错了地方?”说着他很失望地看看同僚,指住那个儒雅的军官说:“你带的啥子路么?” 

  那个军官缓缓站起来: 

  “余老板,你们浔阳楼门面上写的可是‘笑纳东南西北客’的啊。在这九江城里,敢说八大菜系都来得一手的不就是你们浔阳楼么?” 

  说话之间,先前一壶滚水似的浔阳楼已经寂静如庙宇。食客们都屏了声息,来观候这场官司如何着落。那年头,自己带只死苍蝇来塞在菜里,然后同店主闹事的并不少见,但那多是泼皮地痞所为。今天的这几位都是堂而皇之的人,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正当的,并不是寻衅。 

  余自悦老子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汗劈头淋下。 

  “既然如此,余老板,我们不难为你了。”很儒雅的那位向同来的几位拱了拱手,“今天是兄弟冒失了。很对不往诸位,走吧。” 

  “不不,请留步……” 

  余自悦老子嗫嗫嚅嚅地嘟哝。 

  那时候余自悦的祖母还在。她浑身抖得筛糠一般站在旁边看了半天,此刻竟颤巍巍地几乎要跪下去。事情是无论如何无可挽回的了。几位军官很庄重地整了衣帽,很庄重地鱼贯离开了桌子。那位很儒雅的军官走在最后。经过余自悦老子身边的时候,在他身边很轻、却让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地说: 

  “浔阳楼怕是要败在你手上了吧。” 

  余自悦老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第二天就摘了牌匾,接着就拍卖店面。“炮打响牙城”一炮就轰塌了矗立了几十年的浔阳楼。 

  来接手的是后来的“绿杨村”老板陆传贤。 






  陆传贤原是余自悦祖父的徒弟。论起来,是余自悦老子的师兄弟。 

  那时候有两种学徒:一种是“容师学徒”,徒弟从属的是老板而不是师傅,师傅离店,学徒并不随从,别人认的也只是招牌,称作“某某店的徒弟”;一种是一敬师学徒一,徒弟从属的是师傅而不是老板,师傅受雇,被辞或告退,徒弟随之去留,一股称作“某某师傅的徒弟”。敬师学徒拜师的头一年,赚的工钱全部归师傅,第二年才能得到一小部分,第三年得一股。三年满师后即可依身价出卖,哪家店要雇,并出的工钱高,可以离师去受雇。自然也有讲情义的,哪里也不去,一直跟着师傅。 

  陆传贤在浔阳楼跟余自悦祖父当敬师学徒的时候,余家待他极厚。浔阳楼鼎盛殷实,手头本来就比别家要宽绰得多。店员分“外偿”(小费),别家最好的七天一份,浔阳楼则是五天一份,一般每份都有四五块银元。(浔阳楼店大,来的多是贵客,给的外偿也多。)陆传贤在厨房里学徒,起先做的自然是下手。但是客人以酒烟钱、烧火钱、牙祭钱等名目送来的红包,他跟其他师傅一样得份。他嘴甜,手脚勤快,很得师傅欢喜。另外——余自悦祖父看出,陆家怕不是等闲之辈,有朝一日,在这小小浔阳城,是一定要非同小可的。他确切晓得,陆家一直在暗里做着烟土生意。浔阳楼差不多等于浔阳城的中枢,浔阳城里的什么事这里不知道。 

  陆传贤三年满师后即拜别师傅,离了浔阳楼,并且果然不久就另起了炉灶,立了门户。 

  余自悦祖父在的时候,两家的走往还十分之密。陆传贤人前人后把师傅吊在口上。逢年过节,便早早用轿子把师傅接过去坐上首。 

  陆传贤开的“绿杨村”一起手店面就极轩昂,整个九江城里,除了浔阳楼,再没有一家高过它的屋脊。然而派头归派头,绿杨村除了一副暴发户的盛气,其名声同浔阳楼还是决不能相比的。无论是场面上的交际还是店堂的功夫,陆传贤也还少不了浔阳楼的提携指点。 

  余自悦祖父谢世之后,两家才日渐疏远。陆家的气势眼见得像发酵一样一天天膨胀。绿杨村之外,陆传贤的其他几个兄弟分别开了布庄、南货行、洋货行。陆家的喉咙,在这个小小城里是日益地响起来。渐渐传出风声,他们想把西门口一带的房产成片买下。这其中并没有排除浔阳楼。 

  陆家人自己倒是没有公开发表声明。陆传贤每见余自悦老子,还是一师兄,师兄”的连喊不已,鞠躬如也。 

  浔阳楼摘下牌匾不久,余自悦老子就打探明白,那伙丘八中很儒雅的那一个,是陆传贤一个远房姑姑的儿子,陆传贤喊作“老表”。 

  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余自悦老子后悔性子太急,却也来不及了。于是羞愤交加,病了好长时间才爬起来。等爬起来时,先前一个壮壮实实的汉子,已经成了一个耳聋眼花,毛发花白的老头了。 

  拍卖了浔阳楼后,他们迁到了九华门。地方虽然偏了些,却也是一个人货集散的码头。门面小了,也不再叫浔阳楼,改名九华饭庄,但食客们是晓得好歹的。毕竟烹饪世家,名扬遐迩,就是想躲也躲不掉。 

  余自悦老子闭了浔阳楼,随即就辞了当地餐馆业同行工会会长的职。不过同行们十分仁义,一直到他辞世才重排座次。依实力,依辈份,绿杨村老板陆传贤坐了头把交椅。九华饭庄少老板余自悦排行第二,为副会长。二十出头的余自悦坚辞不受,陆传贤死死揪住他的袖子,十分恳切地说: 

  “侄子看来是不服师叔了,罢罢,那就还是你坐上首吧,我来给你做下手。”他这样说,余自悦倒不好不受了。 

  但是余自悦心里明白,一山难容二虎,同行本是冤家,陆传贤这样的人,哪里会轻易放过他。 






  解放军进九江城是在五月。四月间久雨不住,山洪陡下,九江城的内湖内河都泛滥。长江水位猛涨。水势虽非罕见,但当时临江没有堤防,最闹热的西门口仍旧马路上撑船。地势低洼的九华门一带,水更是从窗户流进流出。凡烟火店铺都开不得业,灶没在水面以下,锅都吊起来了。 

  上半夜,余自悦被叫店的声音唤醒。 

  “余掌柜在吗?” 

  是北方口音。 

  “哪个啊?” 

  阁楼上的余自悦听了好久,才不情愿地应声。 

  “对不起,打扰您了,大掌柜的!”底下的人明显的很是欢喜,“咱是解放军。” 

  “嗬哟,莫怪!”余自悦一跃而起,却被老婆的胳膊妨碍住了。底下的人见楼上又没有了动静,以为变了卦,又“掌柜的,掌柜的”一连声喊起来。 

  “怠慢,怠慢。”余自悦好容易把一颗乱糟糟的头伸出了阁楼的小窗洞,一眼看见来人立在齐腰深的水里,失声喊起来,“唉呀,该死该死。”然后就两只手提着裤子跑到吊楼上来:“快请上来,快请上来。” 

  “不客气。”那人说,昏暗中看不清他的眉眼,只隐约见到一道白白的牙齿,“跟您商量个事。” 

  “什么事?” 

  “劳您大驾给做些馒头。” 

  “做馒头?我已经……” 

  “我知道。”那个人显然晓得余自悦要说已经关了好几天店门之类的话,连忙接口,“部队已经一两天没有进口熟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这儿,您可说什么也得帮咱想想法子。” 

  几乎是求救。 

  九江是和平解放的。解放军还没有过江,驻扎九江的国民党军队就跑了个燕儿飞。虽说没有打仗,但几万大军经过长途跋涉,原以为过了江南,进了城市,至少可以好好地饱顿口福,没有料到局面如此严重。由于涨水,城内桥梁炸毁,城外公路阻断,粮食煤炭供应不上,市场物质紧缺,一些投机分子囤积居奇,大多数熟食店竟都灭了烟火。后勤供给一时成了困难。 

  余自悦略怔了怔,很快地说: 

  “没得话说,我来。” 

  那一夜,他也没有顾上喊伙计,自己同老婆在店堂里把几张祖传的大八仙桌拼起,上面铺了砖块,再架上两只极大的空油桶当炉子。到天亮,竟做了十二只面粉袋,每袋面粉净重是五十斤。蒸出来的馒头堆了一小划子。 

  头天夜里来找余自悦的那个军人又是敬礼,又是作揖。他当下就要随部队开拔,来不及作更多表示,除了留下银元,还留下一纸证明,说到时候再由地方新政权来嘉奖。 






  当时那许多店铺停业,涨水固然是个原因。但若是一定要升烟生火,也不是办不到。主要是许多人临着这个世道变迁,改朝换代的骨节眼上,要等一等,看一看。当时,潜伏的特务及土匪、流氓还在不时鸣枪惊众,散布种种谣言。九江市民的刁原是最有名不过的。有道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当不得一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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