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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到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泡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城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伯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天生的贵人。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领袖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问题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落到先前压住了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头上，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头上。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耙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
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
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
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
二
当时，私下里正流行一则政治笑话，说是中央有位领导，一次接见一伙外国郎中，那伙人说很敬仰贵国的名医李时珍。那位女领导马上问在座做陪的中国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县城闭塞。但那时的小道消息却是无孔不入的。人们把这则政治笑话传得沸沸扬扬，是别有用心的。影射的是李芙蓉。
县城人刻薄，李芙蓉自己也确有笑话。到县革委机关上班后，她一口气买了好几只保温杯，就是人们编了小曲常唱的那种装过酱菜的玻璃瓶。因为流行，商店也专门备了这种货。李芙蓉先前在镇上见县里下来的干部总是随时从提包里拿出这么一只牛卵瓶，觉得很神气，以为这是县以上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标志。这想法原是没有什么错处的，只是她不必一下子买那么多，办公室、会议室、宿舍、手上的提包里，到处都是。把那些标志强调得有些过分。
笑话归笑话。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李芙蓉却是极精明的。
李芙蓉上任接到的头一个政治任务，是不折不扣地落实省革委关于按照“早、小、密、矮”四字方针种谷的战略部署。“早”是农时；“小”是株形；“密”是植距；“矮”是品种。地无分南北，田无分肥瘦，必须“一刀切”。因为这是省革委主任亲自引进的优良品种和先进栽培方法。省革委主任先前在北方的一个军区当司令的时候，在军垦农场试验过，取得了很大成功。
李芙蓉闻风而动，带着铺盖卷，直接住到生产队抓典型。刚过春节，就动员育秧。秧刚长到文件限定的那个尺寸，立刻就大面积开播，一厘也不容多长。这时候田头地角的雪堆还没有化尽。县里的笔杆子给她想了一个响亮而有意义的口号：“人勤春来早，心红雪自消。”省革委主任在省电台的广播里听到报道，马上就带了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到实地来检查。
省革委主管农业的副主任是新上任的，就是先前李芙蓉所在的这个地区的专员（李芙蓉一直喊他“专员”）。论资格，他比省革委主任要老，运动开始受了两年憋气，心里原本就极不熨帖，加上南下以后他就一直在本地工作，又一直对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就自以为有了丰富的经验。对省革委主任的农业战略自然就颇不以为然。见到李芙蓉，他劈头就压低了声音问：“你个黄毛丫头搞的什么鬼事！”李芙蓉却没有听清，以为是跟她亲切，说了声：“这是我该做的。”马上就赶上几步跟上省革委主任。省革委主任看见这一大片大寨田真的跟要求的那样“平如镜，烂如浆”，一簇一簇密不透风的青翠秧子铺上去如同锦绣，连声叫好。
“专员”等那一行人走远了些之后，转身对正在田里插秧的几个社员说：“你们认不认得我？”几个人齐声回答：“认得，你是专员。”他说：“我的话还作不作数？”几个人回答：“当然作数。”他说：“那好，你们把插下的秧隔一棵给我扯出一棵。”几个人很爽快地齐声说：“就是么！”
没有想到已经走出去十几步远的省革委主任却听到了这边的动静，带着一行人又折回来。
“怎么，你们搞复辟？！”省革委主任牙巴骨错动起来。
“专员”脸色铁青，也跟一堵壁一样立着。
刚才一片欢声笑语、春风荡漾的田头好像忽然遭了寒流袭击，冻僵了。
李芙蓉站在省革委主任和“专员”中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有些张皇。
省革委主任喊：“小李！”
“专员”也直直地看定了李芙蓉。
李芙蓉咬了咬嘴唇，避开副主任的眼光，对田里的几个人说：
“你们把刚扯起的秧补起来，别的事回头再说。”
几个人都迟疑着。
李芙蓉一掠散到脸上的头发，挺起胸，连鞋袜也不脱，直接下到田里，泥浆立刻就没过了她的小腿肚。她捡起一把秧，自己插起来。
众人静静地看着，忽然有人细细地惊叫了一声。
一摊一摊的血随着李芙蓉的脚肚子在水面洇开来。血是从裤腿里流下来的。李芙蓉正在行经的日子。
事后省革委主任每逢报告，都要举李芙蓉做例子，证明社会主义建设跟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有时候同样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李芙蓉的那一摊经血，很深刻地感动了省革委主任。他后来在县城住了几天，临走之前，对李芙蓉说：“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一个，我尽量满足你。”
“真的么！”李芙蓉也许是因为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胆念头所冲动，一点不自觉地一歪头，撒起娇来，“若是我要天上的月亮，你也答应？”
省革委主任说：“只要你敢要。”
李芙蓉说：“我想要座桥！”
这个县城自古被一条河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面。平时过河的公路由浮桥连接着。每年春上上游的山洪暴发，浮桥就架不住了。两岸的交通也便中断。历朝历代历届的县政府都想过要造桥，终没有造成。这样一件划时代的事，要由李芙蓉来完成了。
省革委主任沉吟了一下，说：
“我是问你个人的要求。”
李芙蓉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要求。”
“那好吧。”省革委主任说，“有预算没有？”
李芙蓉说：“若是造一座可以并排走两部汽车的桥，需要两百万。若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造一座简易的，也行。”
省革委主任起身走到会议室的窗子跟前，看着在不远的地方闪闪发亮的那条河。进县城的时候，他的吉普车就是在这条浮桥上“咣当咣当”地摇摆过来的。
他说：“给你们四百万，造一座能并排过四辆车的桥。”
这座桥至今仍是这个省桥面最宽的一座县级公路桥。这个仍然财政困难的县的领导人一旦说起经济开发问题来，总是说，好在当初就有了这么一座桥，今天怕是四千万也造不起来了，到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关于这座桥的桥名，当时有过许多争论。有人主张叫“芙蓉桥”；有人主张叫“怀恩桥”；后来统一了，叫“朝阳桥”。李芙蓉和省革委主任都同意。幸亏了这统一，使桥名可以一直沿用至今。不像许多纪念性建筑物的题名和题字那样，总是被改来改去，给历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
三
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反正那些目的都很伟大就是，中央派了一位女记者下来采写典型。到了省里，省革委主任介绍说，下面有个李芙蓉，很不错的。记者来头大，见的世面大，看了些有关李芙蓉的材料，并不觉得怎样特别惊人。
她真正被感动的，是女人的同情心。
李芙蓉在社会上很辉煌，家庭生活却不如意。她调县以后，把在镇搬运公司当临时工的丈夫也带来了，还给他转成了国家干部。可是男人不晓得是怄她“破鞋”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李芙蓉之后的第二个女镇长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李芙蓉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李芙蓉满嘴是血。“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
胡月兰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