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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一展厅的人，憨包六子从容不迫，说得有根有据，使正陶醉在赞誉中的画家无地自容。
画家是学校里的偶像，有许多女校友仰望。他跟憨包六子同一间寝室，憨包六子因此非常精确地晓得他同多少位女校友有过爱情，精确到他同那些女校友接吻、抚摸和做爱的次数。
憨包六子作这类观察和统计平时并不公布，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关键时刻却让人猝不及防。
起先，大家觉得这是出于一个小地方人的狭隘和歹毒，画家所以被女校友包围，还因为他有钱。课外他承揽了省城许多商场和广告公司的装潢设计业务。但憨包六子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对金钱感兴趣的人。寒暑假，许多人都在马路边上去摆“家教”摊子，或者四处去张贴“需要懂英语，会拉提琴的男保姆吗”之类广告，憨包六子却始终无动于衷。按说他对金钱应该是有渴望的。
后来大家又猜测也许是出于失意者的自卑与忌妒。班上有个女同学，有天上午被校保卫部的人从地方上公安局领回学校。头天夜里，她被查夜的警察在宾馆的床上抓住。审问的结果，她是被那位跟她睡觉的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包了月的。这在学校里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让人注意的倒是在总结她的堕落的原因时，憨包六子指出的一个事实：她是头一个被画家抛弃的女朋友。大家就哗然，原来憨包六子爱过前任校花，还真看不出来，这样一副土地怪的尊容。但是等校方作出将那个女同学除名的决定，却又没有看出憨包六子有什么黯然的表示。事实上，憨包六子对所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从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他仅仅是指出这个事实和那个事实，自己则永远是超然物外的，像是一架没有情感的仪器。他作那些观察和统计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习惯甚至天性使然。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生活则一塌糊涂。常常早上起来，半天找不到自己的鞋子，穿裤子的时候才碰巧发现鞋子原来裹在裤腿里。满是泥浆和恶臭的鞋子连同裤子一起在枕头底下压了一个夜晚。他成天不声不响，反应迟钝，举止木讷，绝对是个弱智者。但他的那些观察和统计却惊人的清醒和精确，以至使人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不便张扬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感到有双白多黑少的团圆睁而呆滞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因而不寒而栗。
这使大家又嫌恶他。又在心里对他怀着莫大的疑惧，这疑惧又加重了嫌恶。
憨包六子却遭了车祸。那天他到校门外的邮局去给镇上的老娘寄信，说他这个星期要回镇上过端午节——那一天正是星期天。正在下着暴雨，憨包六子从来没有雨伞，把信塞进马路边的邮筒转身就埋头往校门里跑，正撞上一辆接包月女学生出门的摩托车。
憨包六子后来被送进医院抢救。诊断结果说：不会死，但可能成植物人。
接到信的那几天，何寡妇没有摆菜摊，在家准备着，等着憨包六子回来过星期天。大学四个年头，憨包六子没有几次事先来信说他要回来过星期天。却等来了坏消息。
但学校有许多人觉得心头一阵轻松，虽然说不上怎样的皆大欢喜。
那轻松却并没有持续好久，画家有一次同一个刚认识的女模特做爱的时候，忽然发现身子底下躺着的是憨包六子。画家怪叫了一声，从此不再振作。出了这件事之后，学校里以至后来的小镇上，人们从各个晦暗暧昧的角落，都常常会猛然看见迟钝木讷的憨包六子那双白多黑少的团圆睁而呆滞的眼睛。
二
憨包六子没有成植物人，但出院后退学回了小镇。成天没有事，就到处走动。他吃饭穿衣不像先前那样方便，人却是更见奇异了。他像先前一样从不搀和任何事情，但哪个地方一旦有事，就总能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到他的影子。他不同任何人交谈。偶尔出声，只是唧唧哝哝的自言自语。这些自言自语的内容都很可怕，不是一些阴暗晦涩的判断，就是一些很不吉利的预言。比如他常站在镇街口那棵老樟树底下（先前将军常站的地方），对面是江南制药厂在镇上开的门市部，看着那些五光十色的药品广告，口里念念有词：“蜂王浆是泡红糖，人参精是党参汤，庆大霉素是蒸馏水，李八碗是精打光……”等等。半边街上李八碗的那片房产失火，他在那些侵造起来之前就说过“造也是白造，要烧成白地的”，并且说清了火会从茂生住的屋烧起。当时他还说，李八碗日后还会有一场大火灾。
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整张脸木木的、痴痴的，眼睛看着脚跟前什么地方，嘴里唧唧哝哝，话说得含混不清，并没有指望别人听明白的意思。但听到的人都觉得背脊骨发冷。
那时候中国的地面上正有无数异人出世，先是耳朵听字，而后是遥感遥测，而后是凭空捉蛇，而后是意念治癌，而后是神灵现身……报纸、电台、电视，以及许多喊得出姓名的大人物都证实了确有其人其事。镇上人就想，憨包六子只怕是哪一个鬼魂附了体。做伢子的时候，他一直就是病秧子，鬼魂是最易找这种人附体的。那么是哪个附了他的体呢？镇上一帮特异功能学家研究了好久，最后把嫌疑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六指头。六指头先前就是这样认死理的；另一个竟是将军。将军也许是借了憨包六子的身体，继续在小镇上当生活的法官。有人甚至找到根据，说是憨包六子回到镇上之后，街口上那棵老皮斑驳、雷轰了顶的樟树，不知何时长出了碧绿鲜亮的新枝新叶。使人常在突然之间生出幻觉：又见到将军，一身笔挺的军装，鲜艳夺目的帽徽领章，风纪扣扣得紧严，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小镇的种种变迁。
自然也有鄙夷这类异端邪说的。但憨包六子那些睁着眼睛说出的瞎话固然不可信，却又由不得人不信。事情邪就邪在这里：那些话陆陆续续地都应验了。
最先爆发的是假药案。
电视台的记者全国质量万里行，走到一个中原省份的药品集散市场。那里的生意人事先听到风声，早跑了个燕儿飞。却有一间店门没有关牢。记者在里面抽出一只来不及“坚壁”的包装箱。上面写的是“庆大霉素”，一化验，安碚瓶里装的竟是百分之百不搀假的蒸馏水。药厂的厂名是“江南制药厂”，厂址是李八碗。
电话立刻打到江南制药厂所在的省政府。接电话的领导当即表态：马上组织人员查处。
查处是认真而严厉的。省、地、县有关部门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在李八碗住了一个月。江南制药厂以每天损失十万元产值的代价停产整顿。
查处的结果证明，在安碚瓶里装蒸馏水当庆大霉素包装，是一起责任事故：操作工搞错了程序，而工程师没有发现。
直接责任者和对技术和生产负总责的工程师都被解除了聘用合同。两个人，一个是曹婆子师弟，先前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一办退休，他就一头扎到李八碗的江南制药厂来了。另一个是他先前做伤科医生时的助手，他的关门徒弟。
走的时候两个人都很伤心。一杯一杯地喝着问酒。小镇人重情义。镇政府和李人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一起摆了酒给两个人饯行。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么。曹婆子的师弟后来感动得哽咽起来，哭道：原想来发挥余热，扶植乡镇企业的，没想到倒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虽然每次发货都是殷书记按的手印，但他们毕竟在技术上没有为他把好关。
哭得满桌子镇上和李八碗的头头脑脑也都眼圈发红。
但是镇街上却有另外的说法。说是这两个人一点没有亏。技术和生产都是他们把脉，别个屁也不懂。他们去采购，进的是党参和人参的茎茎瓣瓣，却按一级品人参报价；进的是红糖，却按蜂王浆报价；他们手上出去的药，除了送检的样品，都是假药，只要回扣相当就有人包销。只是这回做假做得太狠太恶。
散布这些流言蜚语的仍是剃头佬（即便不是他第一个说出来，大家也要认定他的。习惯了）。他老多了，但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一身上下照旧光鲜。头上没有几根稀毛了，照旧是梳理得油光水滑不误。他已经退休了，自己摆了个剃头摊子，嘴也仍是永远闲不住。牙齿剩得没有几颗了，嘴角有时还流口涎，说话不关风，老走音。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他的耳朵早已不似当年灵泛了，说话时生怕别人听不见，就往往把声音提高得如同打雷。他就这样打雷似的报告种种有时甚至是绝密级的消息：
“他们的心太黑。几年下来，少说也捞了几百万。他们落下的钱，除了给人家回扣、打点镇上的干部，都跟殷家父子私分了。要不殷家那些屋，是怎样做起来的？莫非是用气吹出的？殷道严跟中央领导汇报，说他为了集体发展带头把自己的收入减到一年只有五千块。可平日他一天要抽三包‘大中华’，光烟钱一个月就要三千块。莫非是天上掉下的？”
“你何以晓得？你参加工作组了么？”有人问。
“有我不晓得的事？工作组的人都是哑巴？”
“也是。”大家点头。从来剃头佬话多，但多是实话。
“那为什么不法办，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们了呢？”
剃头佬用发抖的手把大家召拢，把他那颗脑袋埋在一堆脑袋下面，尽量压低了声音：
“省上有批示的，就是要保护典型。你们没有看见么，先前药厂只要有针尖大个事，报纸电视台就要吹出斗大的风，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见到记者的人影了么？下了死命令的：不准曝光！”
“操他娘，哪个批的？”
“还有哪个？不是老大，谁敢？”
剃头佬说的“老大”，自然是指“专员”。“专员”那时已经退到二线，但新任领导还是很尊重他。他仍保留着原来的办公室，每天还按时去那里练书法，看文件。有关李八碗假药事件的报告呈上来后，他批示说：“抓好一个典型不容易。出了问题要认真解决，但要从爱护出发，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要注意一个个别事件对全局的影响。”
这个批示的精神事先已经在工作组传达过。剃头佬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大家凝神想了想，乱糟糟地“操”了一声，再没有下文。
“也莫怪人家。人家是报恩。论说起来，倒是个重情义之人。”
剃头佬未必有太大的义愤。他的目的是发布新闻，这新闻引起了莫大的注意和反响，他便得到莫大的快感。
“天下就没有王法了？”镇上几个喜欢替古人担忧的人并没有怎样理会剃头佬的得意，“没有王法会有天谴的。”
憨包六子忽然在人群外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会报。”
“恶报个卵！”
大家更没有把憨包六子的话当回事。
“现成的钱捞走了，现成的福享了，再报应也是枉的。”
“他活不长的。”
憨包六子断然说，然后就离开了人群，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冷落。
憨包六子最后这句恶毒的预言，应在曹婆子师弟身上。
土改时候，曹婆子师弟为了自己能当政府干部，献出了师姐预备同他私奔交他收藏的私房，让师姐成了地主分子，把事情做绝了。伤透了心的师姐只有对他下手。毕竟是女人，心肠软，手没有下绝，留了他一条活命。她只在师弟胸口上轻推了一掌，师弟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年之后，他才觉出胸口那块地方发麻发紧，然后就全身作冷，喘不过气。记起去年师姐面无表情的那一掌，晓得师姐点了他的命穴。不赶紧找到师姐，活不过几天。趁还能走动，他只有涎着脸偷偷潜到镇上来，找到被管制的师姐，又是叩头又是下跪，让师姐放过他一条小命。师姐每次都冷冷地不作声，等他叩头叩得脸青鼻肿了，哀求得声咽气绝了，才伸出手，在他胸口那儿轻拂一掌。他便顿时复原。但师姐并不让他根治，第二年同样的日子，他只有再来，再叩头，再下跪，再脸青鼻肿，再声咽气绝。他也无法去告，告了，他的日子也就到了头。几十年来，他就一直受着这折磨。师姐已经成了“曹婆子”，他也成了退休的“老局长”，依旧摆脱不了师姐的惩罚。从江南制药厂解聘回去的第二年春上发病的日子，他最后一次到小镇来。曹婆子任他满地打滚，也不肯�